一、挥之不去的恐惧

1973年8月，这是一段闷热得让人感觉好似身处蒸笼中的日子。

在长时间的忐忑不安中，我终于等到了那张让我企盼多年，也让我恐惧日深的退伍通知书。全岛与我一道接到退伍通知书的弟兄有五十多位，几乎全是鬓发斑白、年老体衰的老弟兄。他们与我一样，曾经出生入死、九死一生，历经万千艰险从大陆或者南朝鲜来到台湾，然后在金门岛这个弹丸之地像惴惴不安又百无聊赖的老鼠一样驻守多年。现在，随着我们无法抗拒地逐渐老去，我们所有可供使用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

在司令部给我们办理退伍手续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兵，她的年龄看上去不到二十岁，一张圆圆的脸，留着微卷的披肩长发，看上去显得特别精神和干练。除了在核对我们的长相与照片是否一致时她才会偶尔抬一下头，她就一直低着头问我们年龄、籍贯、军龄和特长等事项，然后将我们的回答工工整整地填写在面前那一大扎厚厚的表格里。

“姓名？”

“陈俊才。”

“年龄？”

“54岁。”

“籍贯？”

“湖南湘西。”

“军龄？”

“三十二年。”

“特长？”

“？”

女孩的问话特别轻柔，但特别清晰。只是所有的老弟兄们在回答问话时，除了简短以外，还有丝丝的颤抖。几乎我们每个人在回答“特长”这个问题时都明显迟疑了一下，然后窃窃地或者回答无特长，或者回答会机械修理，或者回答会土木施工等。有位老弟兄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心里有着浓浓的怨气，竟然大声回答会杀人。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位女孩倏地抬起头，漂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轻蔑和厌恶。那一刻，我虽然在内心里对这个女孩的表情大为不满，但是几乎在瞬间我就原谅了她。毕竟就她这样的年龄，肯定不知道会杀人是我们这些老弟兄人人必备的特长，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活到现在。

在回答特长这个问题时，由于确实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哪方面的特长，以致我脱口而出说自己会识字。

“会识中国字还是外国字？”女孩仍然埋着头。

“中国字。”我认真地回答。

“哦。”女孩这时抬起头，朝我笑了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这也可以算得上一个特长。”

我被女兵那迷人的笑容迷惑了，更为她“算得上一个特长”这句话弄糊涂了，站在她的面前竟然一时不知所措。

“没什么。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你能够识字写字确实应该算得上一个特长，因为你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女孩非常诚恳地对我说。

“哦。”我似懂非懂地回答道，但内心里仍感到十分满足。

在我们登船以前，上司在那座简易码头上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送仪式。我们五十多人整齐地站成两排，穿着已经扯去肩章、胸徽的旧军装，每人胸前佩戴着一朵用红布扎成的碗口大小的大红花。那模样，让我想起多年前我们冉家坝那些准备出村迎娶新媳妇的新郎官。

站在我们队伍前讲话的是一位穿着整齐的国民党军队少将。他气宇轩昂地讲了近半个小时，但讲的是些什么东西，至今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印象。我唯一记得的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让我们永远记取麦克阿瑟将军所说的那句话：老兵不死！”

为什么我会对“老兵不死”这句话记得如此深刻呢？因为在我们离岸登船时，走在我前面的付世仁在口里不停地咒骂道：“狗屁，什么老兵不死。老子没死在战场上，不定离开了战场就会饿死、闷死、气死、无聊死。”

我知道付世仁当时所说的只不过是一句气话，只是没曾想这句气话在以后的日子里竟然在他身上以及其他许多老弟兄的身上得到逐一印证。

8月26日早上，我们乘坐的一艘旧军舰形单影只地抵达了基隆港。在嘈杂的码头上老弟兄们依依作别以后，就有如不起眼的烟尘一样各自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我与付世仁等六位老弟兄在码头边不远处上了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沿着破烂不堪的公路往台北方向走。因为根据上司的安排，我们这六位老弟兄将在台北的荣民公寓里定居下来。从基隆港到台北的这条破烂不堪的公路，在到台湾后的这二十年当中我虽然走过多次，但每次都感觉异常陌生，仿佛它永远都不会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丝毫印象似的。人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这话确实不假。因为我每次乘车行走在这条公路上时，心情始终都是压抑的，无法从第一次乘车行走在这条公路上的苦闷回忆中挣脱出来。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我就无法记住行车途中的点点滴滴，进而对整个行程始终感到异常陌生。

此刻，在颠簸的车厢里面，我的心情再次变得像铅一样沉重，因为我无法预知公路的尽头等待我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看着车窗外与疾驰的车辆逆向而行的田野和村庄，我突然感觉自己此刻的心情与四十六年前我离开冉家坝时的心情一模一样。不是吗？那时，我突然离开了生我养我，并且镌刻着我的生命印迹的冉家坝，而现在呢，我突然离开了我相依为命，并且为之奋斗一生的队伍。离开时的心境都是一样的，感觉自己的精气神突然像扎破的气球一样，瞬间被抽得空空的，变成了一具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同时，我又深深地为自己以后的日子感到担忧和恐惧，毕竟即刻我将会遇到一个我从没有经历过的崭新的、陌生的世界。我不知道也不敢想象，自己将会在这个崭新、陌生的世界里，通过怎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那一刻，我确实有一种突然被人抛弃的强烈感觉，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等许多能够形容我此刻悲哀和愤怒的词语接二连三地涌入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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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快十点时，我们到达了位于台北市西门町一带的松勤街五十号的四四南村。这里就是被人们称之为“眷村”的一片属于军队所有的宿舍区。其实所谓的眷村，是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初期，为安置大批随军军属建立的简易平房。由于只是那些军属暂时栖身的地方，所以这些平房都建得特别简陋，主要由红砖、石灰和木板构建而成。这些平房大多建在低洼处，每逢下雨或者台风季节，这里即刻就会变成一片泽国，狭窄的街道泥泞不堪，甚至连人都无法正常通行。

我背着简单的行李，站在街道正中看着眼前一大片在远处高楼大厦映衬下显得破旧不堪的“眷村”，一股强烈的失落感陡地涌上我的心头。

在管理处拿到钥匙以后，我打开了属于自己居住的那间房子的房门。在推开那扇呀呀作响的木板门的一霎，一股令人窒息的霉味扑鼻而来，呛得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在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亮起的同时，我看到两只小猫大小的老鼠发出愤怒的吱吱声，顺着窗框很快地爬到屋梁上面，然后趴在黑暗中，用那火星般的眼睛警惕地盯视着我。房子整个面积只有约二十平方米大小，中间用一人多高的夹板将整个房子隔成了里外两间。外间面对门的墙角那儿垒着一座用水泥做的灶台，离灶台不远处是一张断了一条腿的小木桌。潮湿的地面上堆满了砖块、烂木头、旧报纸等垃圾。里间则完全被一张木质的双人床占满了，床上堆着一大堆积满灰尘的烂棉絮。在双人床靠近门的墙角处，歪歪扭扭地立着一个看不清是什么材质的小衣柜。一张粘满无数蚊子、苍蝇和稻草的巨大蜘蛛网从衣柜的左边一直横扯到两米开外的门框那儿。蜘蛛网中间那只有鸽子蛋大小的蜘蛛正在旁若无人地啃食那些属于它的倒霉猎物。

这就是我以后聊以栖身的家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但是，不管我相信也罢，还是不相信也罢，我最终在这间房子里住了下来。

在以后的几天中，我从外面买来石灰、水泥和沙子，将整个房子认真整修了一番。此外，我还将作为一个家应该具备的各种用品都买齐全了。比如，锅碗瓢盆、扫帚洗把和油盐柴米酱醋茶等。我甚至还买了一张印有漂亮山水的风景画，端端正正地贴在那张被我修理好的木桌上面的墙上。房子虽然破旧，但毕竟是以后若干年我赖以栖身的地方，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自己感觉好一点，我也应该下些力气将它整理一番。

我还在旧货市场买了一个用杉木制作的木盒子当作“幺儿”的房子，将它端端正正地放在木桌的下面。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当我端着茶壶，靠在那张竹靠椅上，看着越来越大的“幺儿”惬意地在水泥地上慢慢地爬来爬去时，一种久违的舒坦就会从心头油然而生。

付世仁的房子离我的房子只隔着三条巷子，房形几乎与我的一样，只是感觉比我的更加破败。在整理过程中，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咒骂，说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完全没有将我们这些老弟兄当人看待。

在将房子基本整理好以后，我抽时间到西宁南路一带去了一趟。我想到那儿去转转，看看眼镜连长的媳妇和儿子是否还住在那儿。因为在“八二三”炮战头一年，我到台北休假时，根据眼镜连长告诉我的地址到他们家去了一趟。正是通过那次去他们家，我才从黄嫂子的口里得知眼镜连长因卷入某位国民党军队将军谋反一事已经深陷牢笼。也正是通过黄嫂子的讲述，我才第一次知道眼镜连长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曾经担任过这位将军的副官。现在想来，当时眼镜连长的口风确实严紧，因为对于这层关系他从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一丝一毫。回过头去看以前发生的他将我们从宜昌带到印度、日本人投降以后他到军校读书以及他最后能够从大陆逃到台湾等那些曾经困惑过我们的事情，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倒是黄嫂子仿佛对眼镜连长十分不满，说他当一个糊里糊涂的兵不就得了，为什么还要拉帮结派，与那些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扯到一起。由于我对于发生在那位将军身上的那些事情只是道听途说知道一点点，具体细节完全不知情，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得喃喃地替眼镜连长开脱，说人在江湖，许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在我的记忆里，黄嫂子一看就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善良女人，身材不高，长得白白净净，一双细长的眼睛里始终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愁。那时候她替眼镜连长生下的儿子已经十多岁了。那儿子几乎是照眼镜连长的模子直接复制出来的，同样长得黑瘦黑瘦，特别是那双眼睛，小小的年纪就透出精明和沉稳。

时间确实过得飞快，一晃已经十六年过去了。好在那一片建筑没有大的改变，在周围转悠了半个多小时以后，我最终还是找到了那棵在脑子里有模糊印象的无花果树。那时候这棵无花果树只有茶盅粗细，现在已经长到水桶粗了。这时节，树上结满了一串串青绿色的果子。我记得眼镜连长的家正对着这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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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敲了敲那扇用白铁皮铺面的大门以后，没多会儿工夫出来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她用略显痴呆的眼神警惕地朝我上下打量了好一刻，然后用难懂的闽南话问我找谁。我努力装出一副笑脸，将黄嫂子的模样以及什么时候曾经在这座房子里住过等情况向这位老妇人详细说了一遍，我甚至将自己与这一家人是什么关系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从这老妇人痴呆的眼神和毫无表情的脸上，我敢肯定她完全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或者根本没有将我所说的话听进耳朵里。然而在感觉我讲完以后，这位老妇人冷冰冰地告诉我，说现在住在这里的不是我要找的人。然后她缩进房子里，啪地一声将门重重地重新关上。

在偌大的台湾，眼镜连长肯定是我唯一记挂的人了。现在倒好，他以及他的家人竟然全都不知所终。

那天从西宁南路回来以后，我一个人在马路边一直坐到天黑，感觉五脏六腑都像被人掏空了一样，整个都是空空荡荡的。

虽然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因为不习惯会过得更加艰苦、更加难受，但是我自己没有料到的是，这种艰苦和难受的滋味竟然是如此地折磨人。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那段时间我成天都像失魂落魄似的，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样在外面四处晃悠。在此期间，我遭受了许多人的白眼，也承受了无数人的咒骂和鄙视，但我始终都像一具没有意识的木偶一样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然而，在我回到自己狭窄的房子里以后，我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疯狂地将自己心中的怨恨和痛苦发泄出来。其实我的发泄方式应该只能算是自虐，因为我除了忍气吞声地使劲抓扯自己已经变得斑白稀疏的头发以外，就是不停地用额头去撞那堵冰冷坚硬的水泥墙壁。倒是看似粗心的付世仁从我额头上的伤疤感觉到了我心中的苦闷，那段时间只要我们俩聚到一起，他就不停地安慰我，说：“再忍忍，只要忍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让我嫉妒不已的是，付世仁适应新生活的能力要比我强多了。这不，在住进眷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找到一个既可以消磨时间，又可以让自己暂时忘却苦闷的去处。

那天吃过中饭以后，他来到我的房子里，一脸神秘兮兮地约我到一个好玩的地方去转转。随后，我们乘电车到了西门町汉口街那一带。穿过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以后，我们进到一条狭窄的小街里面。小街两边都是低矮的日式平房，许多平房的屋顶都被台风掀开了，露出里面黑黝黝的房梁。那些敞开的门洞里不时传出一阵阵哀婉的歌声和粗犷的喝彩声。还有些房子里面静悄悄的，不时有一个着装艳丽的女人从门洞里探出头来，轻浮地与我们打着招呼。我们熟视无睹地在小街浓烈的脂粉气中又走了十多分钟，最后付世仁将我引进一家没有招牌的歌厅。这个歌厅的面积至少有六七十平方米大小，正对大门的是一个木质台子，台子下面是十几条用木板制作的长条凳。悬挂在四周的白炽灯都用五颜六色的塑料布罩着，花里胡哨的光线将整个大厅映衬得犹如魔幻一般。此刻，台子上有一个穿粉色旗袍的女人正扭动着并不苗条的腰身，用梦呓般的声调轻声吟唱那首《东山飘雨西山晴》：

远在东边的山丘正下雨，

看西山这般山色晴朗，

歌满处，情是往日浓。

…………

付世仁带着我熟练地穿过那些坐在凳子上的人群，径直坐到离台子最近的那条长凳上。其间，他时不时与熟悉的人打着招呼。

随着台上那个女人一曲唱罢，付世仁跟着那些坐在凳子上的人们随即发出兴奋的喝彩声。我虽然有点愕然，但同样随着他们呼喊起来。这时，有一个头发全秃的瘦高个颤悠悠地走到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个红包直接塞进台上那个女人半露的胸口里，然后使劲地搂了一下那个女人。那女人倒是一点儿不拘谨，在嗲声嗲气地说着谢谢的同时，非常响亮地在那个瘦高个的光头上亲了两口。

台下随即又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呼喊声和跺脚声……

后来我才知道，坐在条凳上的那些人全都是从部队上退伍的老弟兄。

“你应该学着适应这种生活，否则日子更加不好过。”付世仁看出我在这种场合下有点拘谨，就不停地开导我。

我觉得付世仁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在经过一番努力和犹豫以后，我也三天两头地往这个被大家称作“红包房”的地方跑。有时候是一个人去，有时候是约了付世仁一道去。我也学着大家那样在那些女人唱完歌以后忘情地为她们喝彩，并且也有几次壮着胆子往她们半露的胸部里塞红包。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甚至还认识了几个唱歌的女人，比如一个叫紫涵的，是福建人，另外一个叫阿芳的，是贵州人。她们虽然已经徐娘半老了，并且都是些风尘女子，但只要给她们钱，感觉她们并不让人讨厌，也不那么让人害怕。

这年冬至那天晚上，付世仁突然兴高采烈地约我到他那儿喝酒。

我进到屋子里时，发现酒菜已经在那张小方桌上摆好了。更让我吃惊的是，小方桌旁边竟然坐着一位三十多岁、表情羞涩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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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有几天没去付世仁那儿，但自双脚踏进门槛，我就感觉他的房子里竟然充满了一种温馨、祥和的氛围。后来我想了一下，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主要是缘于他的房子里多了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付世仁满脸幸福地告诉我，这女人叫陈梦琪，是他的老婆。

“你结婚了？”我吃惊得一下张大了嘴巴。

“是呀，今天领的证。所以请你过来喝酒，一道庆祝一下。”付世仁咧着嘴巴说着，将我面前的酒杯倒满酒。

虽然我嘴巴上对付世仁这种悄无声息吃独食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但在喝酒过程中，我还是向他们表达了最诚挚的祝福。毕竟他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宿了。这一结果，确实难得。

在喝酒过程中，我得知付世仁是在“红包房”听歌过程中认识陈小姐的。

“她是无家可归，我是心无定所，所以两人一拍即合，立马就结婚了。”在酒精的作用下，付世仁的脸上泛满了红光。

陈小姐一直没有说什么话，但在付世仁的不停介绍下，我对她的情况还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她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台湾高雄人，父亲是一个日本军官。日本人投降后，那个日本军官抛下她们母女两人后逃回日本去了。十多年前她的母亲得病死了，留下她一个人在这混乱的世界中到处闯荡，主要在“红包房”一带以唱歌为生。

虽然陈小姐的身世较为悲惨，但是在我们说到她那个无情无义的日本父亲时，她却连连为这个日本人开脱。

“我的父亲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她说。

“怎不是呢？他凭什么抛弃你们母女俩。那些日本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付世仁说。

“他也是没办法才离开我们的。”陈小姐低着头，小声说。

“不是离开，是被我们赶跑的。”付世仁正色纠正道。

“你这是对日本人有成见。”陈小姐这时抬起头，看着付世仁说。

“有成见怎了？我就是不喜欢日本人。”付世仁不屑地哼了一声，大声说。

“日本人怎么了，将台湾建设得好好的，最终让你们这些大陆人捡了便宜。”陈小姐突然涨红着脸，大声反驳道。

“放屁。”付世仁突然猛地一拍桌子，将上面的盘子、杯子震得跳了起来，“台湾原本就是中国的，我们捡了什么便宜。老子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就是为了将被日本人抢去的东西给夺回来。”

我一看情况不好，连忙劝付世仁不要发火，并且示意陈小姐先到里间房里回避一下。这女人还确实乖巧，白了付世仁一眼，然后不声不响地回到里间房里去了，一直到我与付世仁告别时都没有出来。

“她什么都好，就是总忘不了她那个日本爹。”付世仁仍然耿耿于怀。

在这样的气氛下我是不能久留的。接下来我们边喝着酒，边扯些插科打诨的闲话，然后我就醉醺醺地回到自己的房子里。

不知是酒精的作用，还是因为有重重的心事，这天晚上我竟然失眠了。一晚上我都在想，我也得像付世仁一样找一个女人。不奢望有一个女人体贴，即便是能够与一个女人说说话，甚至是吵吵架，也应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付世仁除脾气稍微暴躁以外，确实是一个好人。这不，我并没有提出让他帮我介绍女人，他就冷不丁地给我送一个女人来了。

那是春节以后的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屋子里听收音机，突然听到有人在外面轻声敲门。开门以后，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这女人留着一头微卷的披肩长发，穿一件藏青色的旗袍，挎着一个浅红色的皮手袋，略显粗糙的脸上挂着一丝憨厚的笑意。

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姓康，名叫康敏，是付世仁让她来找我的。

我虽然感觉非常突然，但是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来意，然后热情地将她请进屋子里。

我们的谈话不仅直截了当，并且非常随意。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我对她的身世以及现在的处境有了初步的认识。她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丈夫是一个渔民，前年在出海打鱼过程中遇到了台风，结果船沉人亡，留下了一个十岁的姑娘和一个患有腿疾的母亲。为了养活女儿和母亲，从去年开始她就在“红包房”一带给那些歌厅做一些打扫清洁以及端茶倒水的粗活，挣些小钱。

“我是在歌厅里认识陈小姐和付先生的。他们说你人品不错，就让我直接来找你。”她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

“是吗？我真的不错吗？”我有点怀疑付世仁对她所说的话的真假。

“是的，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说你不像那些老兵喜欢对女人动手动脚，人也非常沉稳。”她看着我，以一副非常认真的表情说。

“你不要太相信他们对我的评价。”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你不知道，陈小姐对我非常好，我特别相信她。”为了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她甚至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张她与陈小姐的合影。

从这个女人的长相和言语来看，应该非常厚道。但是，她不经意中的一些行为却让我对她的热情减少了不少。因为在她与我讲话的过程中，我发现她的眼神一直非常游离，从不敢直面我的目光。还有，在我到外面打水的过程中，我竟然发现她正偷偷地打量着我里间屋里的东西。虽然里间屋里同样是空空如也，但是她偷偷摸摸的作态却让人心生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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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想更好地表现自己，那天晚上我特意请她到外面的小饭馆里吃饭。我出手非常大方，点了满满一桌子酒菜。在吃饭的过程中，她不仅不停地给我添酒夹菜，而且自己也酌了一小杯白酒，陪着我慢慢喝。

有个女人陪着喝酒确实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在不知不觉中，我竟然差不多将自己喝醉了。

十点多钟我们从饭馆里出来后，我歪歪倒倒地提出送她回家。

谁知她挽着我的胳膊，毅然决然地对我说：“今天我不回去了，就睡你这儿。”

初听到她这句话时，内心里我确实大吃一惊。这女人是不是太随便了，第一次见面就睡到我的床上去了。但是，我的拘谨很快就被我突然涌起的渴望击败了。我醉眼蒙眬地笑着对她说：“你就不怕我占你的便宜？”

“到时候还不知道是谁占谁的便宜哩。”她红着脸说。

但是，接下来在这个晚上发生的一切，却是我这一辈子中一段最难于启齿的经历。在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身子面前，我竟然失去了一个正常男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生理机能。

在原始本能的驱使下，我虽然万分渴望和急迫，但在淡淡的灯光下，我竟然无法容忍眼前这个女人粗糙、松弛的皮肤，觉得与梅子光滑、富有弹性的身体相比较，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也无法容忍眼前这个女人身上那股淡淡的烟臭味，总感觉曾经有无数男人的嘴唇在她的身上碾磨、吸吮。我甚至为这个女人左腹部那块鸡蛋大小的青色胎记而感到恶心，脑子里总产生那是块散发着酸臭味的污泥沾在上面似的错觉。在这种心态的强烈作用下，我的眼前不可抑制地浮现出梅子那绵长、忧怨的眼神。仿佛她就站在我的床头，注视着我在这个女人的身子上徒劳无益地挣扎、撕扯……

第二天天刚一亮，这个女人就离开了。她两眼浮肿，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不能怪你。我知道你心里装着另外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