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巨济岛俘虏营

在我的故事中，我原本不想将俘虏营里的这一段经历讲给大家听的，因为这段经历除了让我感到屈辱，更让我感到身为一个俘虏的悲哀。但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我经过痛苦的思忖，感觉这一段经历于我，于我们中国军人，抑或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而言，都有非常深刻和惨痛的反省价值，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将它讲述出来。

我在釜山战俘收容所里待了七天。在这七天时间里，除了时不时被美国人点名喊出去接受审讯以外，更多时候我们只是默默地待在帐篷里。接受美国人的审讯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躲避的事情，但是，面对审讯时每个人都有着明显不同的心态。比如，对于那些中共党员，或者在志愿军里担任过干部的弟兄，他们就显得非常紧张。因为美国人对他们知晓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希望能够从他们嘴里得到一些军事或者政治上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显得非常痛苦和无奈，因为如果如实告诉美国人真实情况，不仅显得意志不坚定，并且有当叛徒的嫌疑。而如果坚持坚贞不屈、守口如瓶，那美国人肯定不高兴，少不了会受许多皮肉之苦。我就亲眼见到一一五师一个教导员因为不配合审讯，结果被美国人用棒子打得人事不醒。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什么都不沾边的人就显得格外轻松，因为心里原本就没什么秘密，知道的那些东西美国人又不感兴趣，结果除了时不时遭到美国人的训斥以外，并没有受多少皮肉之苦。

我记得第一次审讯我的是一个自称是美国远东军事情报局的大个子美国人。开始时，他面无表情地让我将自己的经历简单向他介绍一遍。由于在印度时我与美国人打过交道，所以一点儿不紧张。我就将自己怎样当兵，以及当兵后如何打日本人、打共产党、打国民党，一直说到现在到朝鲜打美国人统领的联合国民党军队。这个大个子美国人很有耐心，一直不动声色地听我慢慢讲述。在我讲完后，我感觉到他对我在印度兰姆伽接受美国人训练这一段经历非常感兴趣，因为他接连问了我几个与兰姆伽有关的问题，比如我当时属哪个师、哪个连，美国教官是谁，以及接受了哪些训练等。我都如实做了回答。

在我回答完有关兰姆伽的问题以后，这个大个子美国人才告诉我，他也在兰姆伽待过，只不过那时候他是搞情报工作的，没有参加对我们的训练，否则，不定我们还是熟人了。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突然感到一种热乎，毕竟我们曾经在同一个战壕里共同打过日本人。

后来，这个大个子美国人又问了一些有关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在部队里担任什么职务、如何到朝鲜等问题。从表情看，他确实问得很随便，所以我在回答时一点也不拘谨。

但是这个美国人突然问的一个问题却让我当时有点紧张。因为他竟然问我在战场上打死过美国人没有。

我犹豫了半天，最后朝这个美国人笑了笑，说：“如果我不将面对的美国人打死，那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你的面前了。”

当翻译将我的这句话翻译给这个美国人听了以后，他明显愣了一下神，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对我印象不错，他的表情和言语不仅自始至终都非常友善，并且在我离开帐篷时，他还给我点了一支骆驼牌香烟。

第二个审讯我的美国人是一个矮胖子。当第一眼看到坐在桌子后面这个家伙时，我在心里不停地嘀咕，心想这世上竟然有长得如此恶心的人。他长着一张又大又圆的红脸，一双眼睛又小又亮，像老鼠一样始终闪烁着阴沉沉的光。那又短又小的酒糟鼻子上面长满了黄豆大小的暗红色疙瘩，从远处看感觉上面爬满了绿头苍蝇。胖子怕热，这句话确实不假。我当时穿着一件破旧但仍显厚实的美式军服仍然冷得不停地发抖，但这家伙只穿了件土黄色衬衣，却热得像开了锅的蒸笼一样，额头上不停地淌着汗水。坐在这个美国人旁边的那个翻译是一个中国人，长得白白净净，像个弱不禁风的书生。

这个矮胖子自称是远东民众心理调查局的，主要调查志愿军部队、中国民众以及远东其他国家民众的思想动态。审讯开始之前，他同样要求我将自己的经历介绍一下。我像背书一样，又将自己的故事仔细讲了一遍。他好像对我讲的这些一点不感兴趣，因为在我讲述的过程中，他一直在玩弄手中那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在我讲完后，他才漫不经心地将那双老鼠一样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问道：“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的军队？”

我想了想，回答道：“我并没有刻意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只是因为当了俘虏后才参加的。”

“那你怎样评价共产党政权？”他接着问。

“我没办法评价，因为我一直在军队里当一名普通的士兵。”我看着胖子，小心地回答。我说的是实在话，共产党政权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确实不知道。

“那你知道你们进入朝鲜的行为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吗？”矮胖子死死盯着我的眼睛不放，好像想从中窥视出些什么秘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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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复杂，我想了半天，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最后我低着头，小声地回答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你这种观点是被共产党洗脑的结果。”矮胖子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挺着那个巨大的肚子，指着我说，“你们的行为是对民主、自由的侵犯。你知道吗？你们对抗的是联合国民党军队，而联合国民党军队代表着正义，代表着民主和自由。”

这个矮胖子哇里哇啦说了一大通，因为过于激动，脸涨红得好像要从每个毛孔里渗出血水来一样。那个弱不禁风的中国翻译在翻译他那些连珠炮的话时，显得非常紧张，有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讲出来时都是结结巴巴的。但是对于胖子讲的这些东西，我确实一点儿不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当然没办法搞清楚这些东西到底代表着什么，对我有什么作用。在这十多年的战斗岁月里，留在我脑海里的唯一信念就是在战场上，为了保证自己能够活下去，并且能够回到我的老家冉家坝，我必须竭尽全力打死自己所面对的每一个对手。至于这些对手是属于民主，还是属于自由，又或是属于什么联合国民党军队，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但是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那个翻译说到联合国民党军队时，我还确实将它当成了八国联军。小的时候我就听爷爷讲过，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不少坏事，杀死了不少的中国人。当时我就在心底里对自己说，那些死在自己枪口下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土耳其人或者菲律宾人等，他们死得一点儿不冤，谁让他们漂洋过海地跑到朝鲜来，直接将枪炮架在我们的家门口呢。只可惜我现在当了他们的俘虏，否则，我一定尽自己所能，多杀死几个联合国民党军队士兵。

矮胖子在说了一大通以后，感觉我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就有点生气了。他用那个长得像肉球一样的拳头使劲捶打着那张桌子，一双老鼠眼像钩子一样盯着我大声问道：“那你告诉我，你打死过美国人没有？”

他的这句话我听得非常清楚。在他恼羞成怒的气势下，我肯定不敢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在这种情况下，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句话我还是记得的。在躲开他那逼人的目光以后，我小声地说：“没有。”

“真的没有？”他更重地捶了一下桌子，那个恶心的酒糟鼻差点就挨着我的额头。

“没有。真的没有。”我以更低的声音回答。

“一群农民，一群蠢猪。”在气急败坏地命令我滚出去以后，这个该死的矮胖子在我背后大声骂道。

在以后几天里，我又接受了几次这样的审讯。虽然审讯我的美国人每次都不同，但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问的问题都大同小异，无非是想搞清楚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秘密，再就是让我们相信联合国民党军队的行为是正义的，而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为是非正义的。由于能够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士兵而言确实非常困难，所以，在我们答非所问的回答中，他们有的显得非常有修养，有的显得富有同情心，而更多的则像前面那个矮胖子一样，始终将我们视为一群像猪一样没有头脑的农民。

虽然我在多次审讯中没有受到什么刁难，但是，仍有部分弟兄在接受审讯后要么被美国人打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要么就没看到他们重新回到收容所里。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结果，我确实无从知道。

但从中我也看出了美国人的霸道和蛮横，他们就是想将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们。

七天以后，我与其他五百多位弟兄被美国人用登陆舰从釜山战俘收容所运到了位于巨济岛上的俘虏营。

巨济岛位于釜山西南方向几十公里的海上。在南朝鲜历史上，这里曾是关押和流放犯人的主要场所。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联合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俘虏营，主要关押在战场上被俘的中国和北朝鲜的战俘。

我们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中午抵达巨济岛的。在简易的木质码头下船以后，荷枪实弹的美国人大声吆喝着，让我们在松软的沙滩上列好队，然后冒雨步行一个多小时，最后进入戒备森严的俘虏营。

走在乱石嶙峋的简易公路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苍凉斑驳的丘陵和一望无际的铅灰色天空。一块块贫瘠的稻田像秋末遭霜的树叶一样，有气无力地散落在公路的两边。偶尔见着一两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农民，不紧不慢地在稻田里驱赶着浑身湿淋淋的水牛，将那犹如一潭死水般的水田，翻起一片片若有若无的浑黄色涟漪。窄狭的田埂上还时不时见着几只互相追逐的野狗。这些在旷野中尽情撒欢的畜生见着我们这些失魂落魄的战俘时，竟然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齐刷刷地向我们投来一片惊诧的目光。越过让人垂头丧气的稻田，是一座座像鬼魅一样耸立在灰蒙蒙天幕下的美国人的岗楼。黑洞洞的枪口和清晰可见的探照灯，让所有的弟兄情不自禁地低下了自己的头，并且不由自主地屏住了自己的呼吸。这个时候，谁都无法预料那一座座阴森森的岗楼下面，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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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一个小山包上以后，整个战俘营就像一幅颜色灰暗沉重的画一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没有一棵能够显现出生命活力的树木，也见不着一条散发出蓬勃朝气的溪流。无数土黄色的帐篷像我们冉家坝溪沟旁边那些奇形怪状的鹅卵石一样，密密麻麻地拥挤在我们视线所及的山包之中。帐篷外面一层接着一层的铁丝网像农村用来圈小鸡的篱笆一样，从我们的眼前一直延伸到铅灰色的遥远天际。铁丝网外面则是一座座兀然挺立的岗楼，时刻提防着铁丝网里面会有什么活着的东西会逃跑出去。而在岗楼的外围，则是一圈简易公路，这时候，有几辆美国人的巡逻车正飞快地行驶在这条简易公路上，它们溅起的水花和泥浆隔老远都看得清清楚楚。

美国人做事确实严谨，在正式进入俘虏营以前，他们除了对我们再次进行搜身，同时对我们的身份再次进行核对，甚至还比照了我们的指纹。随后，他们将我们押入一个个散发出浓浓腐臭味的帐篷。我们每五十人住一顶帐篷。帐篷的正中间挖有一条宽不到两米、深不到半米的水沟，水沟两边潮湿的泥地就算是我们睡觉的床铺。在这个床铺中，我们每个人睡觉所占的地方只有三十厘米宽，连翻一下身都较为困难。此外，我们每两人共用一张草席，每人有一床发霉的旧军毯。

在俘虏营里，一日三餐虽然都有正常保障，但是，美国人显然没有将我们当正常人看待。有人仔细计算过，在每餐的半小碗饭里面，有百分之七十是带壳的大麦，剩下的百分之三十是掺有许多细石子的碎大米。每餐借以下咽的所谓菜，就是发给每人两块散发着浓浓酸臭味的韩国泡菜。开水每五天供应一次，平时连清水都喝不上。如果渴急了，只能用美国人发的铁瓷碗在床铺中间的水沟里舀些泥汤水，经过长时间的澄清以后才能喝。即使这样的饮食，美国人还经常以俘虏们不服从管制、不配合审讯等莫须有的理由，不断加以克扣。所以许多弟兄经常饿得头昏眼花，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

与饥饿紧紧相随的是无处不在的寒冷。在冰冷潮湿的帐篷里，由于弟兄们始终只穿着一身破旧的美军春秋制服，一个个感觉犹如身处冰窖之中一样，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被冻得浑身不住地发抖。即使到了现在，我对躺在俘虏营中那冰冷的草席上的感觉仍记忆犹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感觉身子下面散发着浓浓霉味的潮湿土地，好似一块巨大的冰冷海绵一样，正在贪婪地一丝丝地吸去我们身上仅存的热量，让人担心清晨醒来，自己会不会变成一具冰冷僵硬的尸体。开始时美国人对我们的境遇始终熟视无睹，及至出现大批俘虏被冻伤、冻病以后，美国人才给每人发了一件夹衣，十个人发了七件旧大衣。

即使这样，我们还得从事到码头上给美国人装卸军用物资、修建简易公路、挖水沟、修建房屋等重体力活。在干活过程中，许多弟兄因为力不从心或者动作稍稍迟钝了一点，就遭到美国人的斥骂或者毒打。我亲眼看到，许多弟兄就累死在干活的过程中，或者被美国人活活打死。在这里我不想将这些细节详细地述说出来，因为我认为在那种境遇下，我们原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一个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的死亡，那肯定是无足轻重的。

平心而论，美国人虽然冷酷、残忍，但与我们中国人中的那么几个败类相比较，那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俘虏营里近两年时间的生活中，让我充分认识了身为中国人的悲哀和可怜。而这一切，都是缘于我们自身的相互对立、相互仇恨、相互残杀。“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这里，我第一次领悟了这首诗的悲凉心境。

自进入俘虏营那一刻，我就明显感觉到因意识形态的不同或者个人经历的不同或者个人出身的不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弟兄们之间画上了一道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所谓意识形态不同，主要表现在你是信仰共产党还是信仰国民党。所谓个人经历不同，主要是指你是否在国民党军队里待过，还是一直待在共产党军队的队伍里。而所谓出身不同，则主要是看你的家庭里有没有田地，有没有厂房，或者有没有人在国民党的政权里担任过什么职务等。

好像是我进入俘虏营的第三天，由美国人指定负责我所在俘虏营行政管理的警备队长刘大安就将我叫到他所在的帐篷里。刘大安是东北人，原是一个汽车兵，负责从前线往后方运送伤员。在志愿军收复平壤后不久，他就拿着一张美国人通过飞机散发的传单投降了美国人。这家伙五短身材，长着一脸横肉，一双细小的眼睛始终闪烁着阴沉沉的光泽，让人感觉像蛇一样阴森可怖。他坐在一只简易木凳上，用冷冰冰的目光对我扫视了好一刻，然后对我说，他曾经仔细看过我的登记表，知道我曾在国民党军队队伍里待过十年时间，应该对国民党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之所以参加共产党军队，肯定是迫不得已。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表明自己的观点，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着共产党跑，要与共产党进行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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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我确实不明白刘大安说话的用意，待我明白过来以后，我就有点惶惑了。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如果我不站在他们那一边，等待我的将有吃不尽的苦头。但是，如果我站在他们那一边，那就违背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的原则，那就是我只是一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普通士兵，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于这些政治上的东西，我都不感兴趣。

但看到站在刘大安身后那两个一脸凶相的弟兄，我明白此刻如果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无法过关的。在犹豫了一刻以后，我明知故问地说：“那你们要我做什么？”

“重新回到国民党军队的行列，与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揭发检举你所在队伍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那些领导干部。”刘大安盯着我说。

我避开他的目光，在内心里痛苦地权衡着。拥护共产党还是拥护国民党，对我来说确实无所谓，因为毕竟都是中国人。但是，若让我揭发检举那些共产党员或者领导干部，这种行为确实过于卑鄙、龌龊，我是绝不可能做的。

最后，我对刘大安说：“我确实不知道我身边的弟兄哪个是共产党员，哪个是领导干部。”

“是吗？”刘大安冷笑了一声。

“是的。”我低声说道。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时，刘大安突然猛地一下站起来，伸手抓住我的领口，差点将我从地上提了起来，“你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待了两年多，怎会不知道？”

“我认识的那些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战场上全战死了。”我挣扎着解释道。我没有说假话，甘连长、侯指导员、莫先生以及贾子建等，他们确实全部不在了。

但刘大安一点儿不相信我的话，仍恶狠狠地盯着我。

这时，站在刘大安身后的一个个子稍矮的弟兄劝了一下他，说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如果下次再这种态度，定不轻饶。

这样，我才从刘大安的淫威中逃脱出来。

好像是刘大安找我谈话的第二天，俘虏营里一个叫申振魁的弟兄悄悄将我叫到另一顶帐篷里。他是四川宜宾人，长着一副瘦高个，两道又黑又浓的眉毛将他衬托得既精神又稳重。开始时，他像拉家常一样与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最后他才切入正题，告诉我俘虏营里的斗争就像战场上一样激烈，要求我要满怀信心，坚定信念，坚决同那些叛徒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做坚决的斗争。

申振魁并没有要求我当面表态。送我出帐篷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所以相信你在这场不流血的斗争中会比战场上更加勇敢。”

不用证实，仅从言语和行动上我就判断得出，眼前这个申振魁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是一个不小的干部。他找我谈话的目的也非常清楚，那就是应该坚定地站在共产党那一边。

始终留存在骨子里的懦弱和胆怯最终让我不敢在这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中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虽然我时时为自己不能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样勇敢地向他们表明自己的心扉而感到羞愧，但最终我还是为自己的逃避找到一个能够安慰自己的借口，那就是在我的意识里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也就无从准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可以以自己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而无须借助哪个党派来为自己规范一个行为准则。这其中，通过背叛和出卖行径来为自己赢得苟延残喘，我是绝不会做这种为人不齿的龌龊事的。

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我通过逃避的方式力求自保，虽然取得了申振魁的谅解，但却没有得到刘大安的宽恕。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刘大安又接连找我谈了几次话，但我仍唯唯诺诺地不为所动。为此，我还挨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蛰伏在泥洞的小老鼠一样，始终用胆怯的眼神打量着眼前的一切，既不主动与人说话，也不随意参加那些让我不着边际的所谓学习活动。对于有些人的故意欺凌和冷落，我也一直逆来顺受，从不与他们计较短长。

但是6月上旬以后，因为王先生的到来，我的境遇一下有了大的改观。

王先生的名字叫什么，弟兄们谁都不知道。他自称是一位华侨商人，到俘虏营的目的是探视我们这些误入歧途的同胞。这位王先生五十多岁年纪，头发已经半白，穿一身米黄色西服，系一条鲜红色的当时最为流行的所谓罗斯福式领带，脚上皮鞋油光锃亮。他是在两位同样穿西服的美国人陪同下乘坐一辆黑色的林肯牌轿车进入俘虏营的。

其实，这位王先生一进入俘虏营大家就知道他是什么人。因为在俘虏营大门口迎接他的是刘大安等人，并且在当天上午他组织的一个小型集会上，参加会议的人也全都是倾向于国民党的那帮人。至于在当天下午由美国人强行组织的大型演讲会上，这位王先生的演讲更是让他的身份昭然若揭。

他演讲的内容其实我们当时谁都耳熟能详，无非是联合国民党军队所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而共产党所进行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国民政府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共产党在大陆虽然一时得势，但最终会被联合国民党军队推翻，并被三民主义代替。他还说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迷途的羔羊，希望我们能够迷途知返，最终选择正确的人生追求和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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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先生所讲的上述话题，我因为不感兴趣，所以几乎没有记住什么。但是对于他所说的共产党正在全国各地进行的镇压活动我却听得心惊肉跳。

他满脸激情地说：“我不是危言耸听。那些有田有地、有房有厂的同胞们，那些坚持三民主义的有识之士们，那些曾在国民政府担任公职的政府官员们，那些像你们一样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部队里为了自由和民主而浴血奋战的弟兄们，此刻，他们正在承受着共产党的残酷镇压，他们正在鲜血和泪水中，眼巴巴地等待着你们去拯救……”

说良心话，我之所以记住王先生这句话，主要是当时被他这句话吓住了。我的父亲不仅有田有地，并且是国民党任命的保长，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他就属于被镇压的对象。而对于我而言，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待了整整十年，基于这种经历，我的结果同样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选择呢？

然而，在我正陷入惶恐之中时，突然听到这位王先生在台上大声喊着我的名字。

“冉大发在吗？”他大声喊道，“就是那个家住四川万州冉家坝，曾经在国民革命军新一军新三十师建过战功的那个冉大发。”

我不知道这个素不相识的王先生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喊我的原因是什么，在旁边一位弟兄推了一把以后，我才惴惴不安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到前面来。”王先生一脸笑容地招呼我。

待我不知所措地走到台子上后，王先生问我：“你就是那个万州冉家坝的冉大发？小名叫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