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肯定地对他点了下头。
“还记得你的那位眼镜连长吗？”王先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眼镜连长？”当我听到这个名字时，我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全身陡地一震。自广州一别，离现在也有四年多了。眼镜连长在哪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的老上司没有忘记你，我想你肯定也没有忘记你的老上司。”王先生饱含激情地对我说。最后，他从桌上的皮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说：“这是你的老上司从台湾写给你的一封信。”
在我拿着信往台下走的时候，我依稀听到王先生大着嗓子对弟兄们说：“到台湾去吧，党国在召唤你们，像冉大发一样，你们的老上司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你们！”
眼镜连长的信写得非常简单：
祸害吾弟：
得知吾弟身陷巨济岛，彻夜未眠。虽经万劫，九死能有一生，亦是万幸。愚兄现暂厝孤岛台湾，若能与吾弟一聚，实乃此生唯一愿望。归去茫茫，不如对酒当歌；时事难料，怎比弟兄聚首。
甚念，甚念。
愚兄益明
眼镜连长的信虽然简短，但仍让我激动得差点流下了眼泪。确实，人在茫然和失落之时，自己最信任的人带给你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字眼，将有可能立刻抚平你内心的一切涟漪，让你好似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突然见到一片朦胧的星光一样，顿时感觉精神为之一振。
然而，王先生在俘虏营里的这次煽动性演讲，仿佛一下点燃了国共两派开始直接冲突的导火索。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冲突不仅残酷，并且成了影响朝鲜战争及时停战的关键筹码。及至这年年底涉及战俘遣返问题时，这种斗争更趋白热化。确实，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目睹了太多的暴力和凶杀，也真切感受了太多的背叛和无耻。许多曾经相依为命的弟兄在不明不白中死去，也有许多曾经九死一生的弟兄在两派的大规模冲突中命丧黄泉。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两种最简单却又最复杂的选择：要么去台湾，要么回大陆。即使是现在，我仍然不能明白，不就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吗？为什么要做得如此卑劣和龌龊，为什么要以那么多的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
而在我们中国人不停地相互残杀的时候，铁丝网外面的美国人就像在观看一场古罗马的奴隶格斗一样，竟然为我们的血腥行为拍手叫好。
虽然自恃有眼镜连长那层关系，刘大安他们并不敢对我怎样，但是，我仍然小瞧了他们的凶残和暴戾。本性决定了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我，哪怕我始终懦弱和胆怯。那是第二年4月的一天傍晚，刘大安带着两个手下在一个偏僻处突然截住我。他手里玩弄着一根一尺来长、沾满斑斑血迹的木棍，阴鸷地看着我说：“你以为有老上司的关照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
我往后退了一步，警惕地看着他：“你要干什么？”
“你别给我装糊涂。”刘大安用木棍在我的前胸使劲捅了一下，“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小子必须表明态度，到底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
“我——”我紧张地看着刘大安，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将这小子收拾一顿就行了，还对他啰唆什么。”这时，刘大安身后那个矮墩墩的手下突然冲到前面，一把揪住我的领口。
然而在刘大安的低声呵斥下，那个手下立时就松了手。“收拾这小子还不像踩死一只蚂蚁般容易吗？只是，”刘大安撇了撇嘴巴，阴阳怪气地说，“如果这小子日后果真去了台湾，他的那位老上司肯定会怪罪于我们。但是如果这小子不识抬举，死活要回大陆，到时候我们再成全他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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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开我时，刘大安的另一个手下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啪地一声扔到我的脚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血肉模糊的人耳朵。
“你小子应该知道不识抬举的后果了吧。”刘大安舞弄着手中的木棍，狞笑着离开了。
事情并没有完结。在刘大安威胁我后的第二天早上，申振魁突然找到了我。他的左边额角那儿留有一道两寸多长的血痂，但精神仍然非常好。他好像已经知道刘大安那帮人对我做了什么似的，怔怔地看了我好一刻，才关切地问我：“没伤着吧？”
“没有。”我低着头，咬了咬嘴唇，轻声回答道。
“没有就好。”申振魁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帮家伙根本就不是人，什么样的凶残事情都做得出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必然要付出代价和牺牲。”
那一刻，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向申振魁表白自己的心情才好，只感觉自己的眼眶一阵发热，泪水好像即刻就要流出来了似的。确实，每一个人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和呵护。
但是，与生俱来的懦弱和胆怯最终使我辜负了申振魁的鼓励。个中原因除了眼镜连长的来信，更在于他们对大陆新政权的恐怖渲染，使我始终恶梦连连。特别是面对贾子建惨不忍睹的尸身以后，我在他们的淫威面前最终彻底畏缩、屈服了。确实，我始终是那样不争气，为了能够活着回到冉家坝，再大的困苦我虽然能够忍受，但是，莫名其妙的是，再大的屈辱我也同样能够承受。
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年的6月份，因为他们凶残地杀死了贾子建，最终让我怒不可遏，痛下杀手。虽然我知道这是自己一时悲愤难抑，但是并不能因此抹去我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懦弱和胆怯。
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当看到人事不醒的贾子建被那些美国人拖走以后，我就以为再也不会见着他了。谁知在这年的年底，他突然随着一大批新的俘虏出现在我所处的俘虏营里。他告诉我，那天他是因为会讲英语而最终救了自己一命。当时他已经被美国人扔到一堆尸体堆里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被腹部的剧烈疼痛痛醒了。他在雪地里爬了一个多小时才爬到美国人的帐篷前面。一个美国士兵听了他的讲述后，将他送到一所简陋的临时战地医院里。他的病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阑尾炎，经过一位年纪很大的美国军医短暂手术以后，他的病症就消失了。这位美国军医年轻时曾在天津待过，所以对贾子建很好，特意推荐他到釜山战俘收容所给美国人当翻译。但是到了这年年底，在战俘遣返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竟然执意要求回国，结果惹得美国人不高兴，最终随着那批新的俘虏被送到了我所在的俘虏营。
“我们俩确实有缘哩。”看到我时，明显长胖了不少的贾子建像个小孩一样显得非常高兴。
“可不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拍着贾子建的肩膀，同样兴奋万分。
但是在谈到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个问题时，贾子建仍毫不犹豫地坚持选择了回大陆。他的理由非常明确：“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必须有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再说了，我的女朋友还在天津等着我，为了她，我同样必须义无反顾地回去。”
我茫然地看着贾子建，好像不认识他似的。
只是让我未曾预料到的是，贾子建竟然为他坚定不移的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53年3月以后，随着战俘遣返的节奏越来越快，俘虏营里国共两派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在美国人的大力支持下，以刘大安为首的一帮子人更加有恃无恐。表面上，他们除炮制上千俘虏用血书请愿的形式要求去台湾以外，暗地里用各种残忍的手段胁迫那些仍然处于犹豫中的俘虏选择去台湾。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强烈要求回国的坚定分子，他们则通过毒打甚至直接杀死等惨无人道的手段，企图阻止他们返回国内。最为人不耻的是他们通过暴力手段在那些强烈要求回国的坚定分子的身上刻上“反共抗俄”“杀猪拔毛”等口号，甚至将国民党党徽直接刻在他们的额头上。那段时间，整个俘虏营简直变成了人间地狱。
由于贾子建公开声明自己要求回国，这样他就成了刘大安等人的眼中盯肉中刺。在我的强烈不安中，贾子建最终在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突然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待我再次看到他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他赤裸着上身被吊在帐篷前面的旗杆上，一根拇指粗的麻绳紧紧地从他的脖子绕过。他的左右手膀上各刻着血淋淋的“反共抗俄”“杀猪拔毛”几个大字，额头上茶盅底大小的国民党党徽则被鲜血染红了。清晨明亮的阳光照在他血肉模糊的身子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然而，刘大安带着他的几个帮凶站在旗杆旁边正乐呵呵地向围观的众多弟兄不停地调侃着，说这个死硬分子羞于见人，最终选择了自杀。
看着贾子建惨不忍睹的尸身，怒火从我早已死去的心灵深处陡地一下被重新点燃。我没有听清刘大安以及他的那几个帮凶正喋喋不休地对弟兄们说着什么，但我却在脑子里刻下了他们那可憎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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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杀死的第一个帮凶是一个长着两颗丑陋鼠牙的浙江人。那天半夜时分，我悄悄地尾随他进到那个硬纸板搭成的简易厕所里。没容他回过神来，我的双手就像一副无坚不摧的老虎钳一样，紧紧地掐在他的脖子上。这家伙甚至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像一摊稀泥一样瘫软在我的脚下。
我杀死的第二个帮凶不知是哪里的人，但我记得他的眉角那儿长着一颗黄豆大小的肉痣。那天晚上，美国人押着我们在码头上扛炮弹箱。我瞅准一个灯光照不到的角落，趁这家伙不注意时，将炮弹箱重重地撞在他的头上。我看到这个家伙的头立时像西瓜一样被撞得脑浆四溅，同样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歪倒在地上。我从旁边搬了几个炮弹箱压在他的身上，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最后美国人认定这家伙是在搬炮弹箱时因自身不小心被炮弹箱压死的。
在我找机会准备对刘大安下手时，谁知这家伙在俘虏营里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家伙的结局，原来他被台湾的情报机构招录了，后来空投到辽西一带进行侦察、破坏活动时，被共产党军队抓获，结果被公开枪毙了。这也应验了恶有恶报这句中国人的老话。
我虽然自认为替贾子建报了仇，但巨济岛这座让无数中国战俘失却人性的人间地狱，却像刀子一样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时至今日，仍让我在回想中不寒而栗！
只是迫于他们的淫威，也囿于自身的懦弱和胆怯，最终我糊里糊涂地选择了去台湾。
二、抵达台湾后的迷茫
半年以后，一万多名志愿军战俘，最终以所谓的“自由选择”的方式准备去台湾。
1954年1月中旬，我们这些说不上是兴高采烈也谈不上是失魂落魄的人，在汉城一带集结以后，美国人用卡车将我们运送到了仁川港。
对于仁川港，我们中的许多人与我一样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因为正是在四年前的9月15日，美国人在这个地方强行登陆，截断了正在围攻釜山的北朝鲜军队的后路，最终形成了后来的美国人与我们中国人直接对抗的惨烈格局。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场上，美国人在许多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他们往往通过一个看似不经意的行动，瞬间就可以改变整个战争的格局，进而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
站在仁川港破烂不堪的码头上，看着在朦朦细雨中若隐若现的无数美国军舰，万千感慨不由自主地涌上我的心头。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中国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干预和支持，我们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吗？如果没有美国人的介入，朝鲜战争会起于原地，止于原地吗？如果没有美国人的介入，我们这些人会沦落到现在这般境地吗？及至后来，如果没有美国人的介入，台湾会孤悬海外吗？确实，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始终遵循同一个道理，那就是谁的力量强大，谁就能掌控别人的命运，谁的力量强大，谁就是世界的主宰。自古至今，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无处不在。
在经过三天多的等待以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在1月23日上午分别登上了停泊在仁川港外的美国军艘。虽然其中有五艘悬挂国民党军旗的登陆舰与美国人的军舰停泊在一起，但只有很少的弟兄上到这些属于中国人的军舰上。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没有美国人的大力支持，我们这些人是无法去到台湾的。
中午时分，所有的军舰在鸣笛后陆续绞锚起航，开始了驶往台湾的航程。军舰航行到中途的时候，有几个穿国民党军队制服的军人命令我们将身上破旧不堪的美军制服换成了崭新的国民党军队制服，此外，连军帽、皮带、皮鞋也都换成了崭新的。就当时的着装来看，除了没有佩戴军徽和配发枪支，我们这些人与真正的国民党军队无异。在军舰上，还有许多随船记者，他们中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这些记者好像对我们这些人的经历非常感兴趣，采访了这个，又采访那个，问的问题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详细了解我们此时此刻心情的，也有询问我们之所以选择去台湾的原因的，甚至还有记者问到我们这些人在大陆的家庭情况。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记者最感兴趣的还是许多弟兄刻在身上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文身，因为这些记者不停地变换着各种角度对这些文身进行拍照，有些甚至还兴奋地与这些刻有文身的弟兄一道照相。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一位个子姣小、皮肤白皙的女记者竟然对一直像老鼠一样蜷缩在舱角的我好像非常感兴趣，一连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但我始终像没有听到一样，一声未吭。最后她只得失望地离开了。看到她曾经无比兴奋的表情，她当时肯定无法理解我已经沮丧到极点的心情。确实，我觉得自己的惨痛经历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这些经历饱蘸了落寞和无奈，而这些落寞和无奈此刻正充斥着我的每一个脑细胞，让我始终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悲凉感觉。这个时候，我确实羞于将自己正流血的伤口袒露出来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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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舰在航行途中，我曾有几次一个人默默地走到舰首，希望能够看到一丝丝让我精神稍感轻松的东西，比如几只在天空中翱翔的海鸟，或者几片在海浪中颠簸起伏的船帆。但是，映入我眼帘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铅灰色天空，再就是波浪翻滚、寒风呼啸的黑沉沉的大海。我无法猜测前面迎接我的将会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又会是在哪儿。此刻，我的心变得比眼前的天空和大海更加沉重、更加迷茫。
25日早上，美国人的军舰缓缓靠上台湾的基隆港。让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在凛冽的寒风和如丝的细雨中，码头上竟然站满了欢迎我们的人群。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无尽的期待和热情。在我们忐忑不安地沿着舷梯走到码头上时，即刻就被欢迎的人们淹没了。的确，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丧魂落魄、为人不齿的俘虏，竟然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此时此刻，谁的脑子里都有一种从现实跌入梦境中的幻觉。
在簇拥的人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小横幅和标语，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反共义士归来”“反共到底”“光复大陆”等各种口号。许多人还燃放了我们久违的鞭炮，清脆、悦耳的轰鸣声在阴沉沉的天空中四处飘荡。欢迎的男男女女都满含泪水，用激动人心的表情无微不至地向我们每一个人问寒问暖。其间，还有许多年轻学生向我们递过来一束束散发着浓浓香气的鲜花，或者一面面精致的青天白日旗。面对这热烈的欢迎场面，我们所有人的脑子里涌现出一种无法抑制的错觉，仿佛此刻我们已经不是落难的俘虏，而是在未来能够拯救台湾、拯救中华民国的英雄。
许多弟兄被这热烈的场面感动得不能自已了，他们激动地挥舞着双臂，忘情地随着欢迎的人群呼喊着那些让人血脉贲张的各种口号。还有的弟兄在寒冷中，竟然脱掉上身的棉衣，露出刻有“反共抗俄”“杀猪拔毛”等口号的手臂或者胸部。在这种氛围之下，除了以这种最能抒发他们感情的方式表达他们义无反顾的决心，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式了。我看到许多年轻人和老年人在仔细打量和轻轻抚摸这些刻在弟兄们身体上的口号，在确认这些文字和图案是真实的刻在血肉之躯上以后，他们一个个发出一声声明显是发自内心的惊叹。
在码头前面临时清理出来的货场上，国民政府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许多我闻所未闻的大官都参加了这次欢迎大会。他们的讲话内容非常热情，也非常富有激情。他们一致称赞我们为坚定的反共义士，不仅赞许我们迷途知返，并且将我们义无反顾地来到台湾这一行为，评价为针对中共的一次伟大胜利。
五十军的一个弟兄还代表我们这些人到主席台上做了发言。我记得这位长着一张圆圆脸的矮个子弟兄到主席台上时，非常夸张地向主席台上的那些大官们敬了一个军礼，然后照着事先写好的讲话稿，用浓浓的云南话念了二十多分钟。他发言的最后一句话是“不消灭共产党，我韦新财誓不为人”。这个韦新财激情澎湃的讲话博得台上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台下一位认识韦新财的大个子弟兄悄悄告诉我，说韦新财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第六十军的一个班长，是在往汉江北岸撤退过程中带了十多个弟兄投降美国人的。听说他的父亲和一位兄弟在解放军进攻云南时，被当作土匪处决了，所以他对共产党恨之入骨。这一刻，我想起自己在广西宜山一带剿匪的经历，突然对这个韦新财的讲话心生强烈反感。不是吗？有些土匪确实造孽太多，死有余辜。你怎能为这些作恶多端的家伙而愤愤不平呢？
这天整个上午，我们始终都被热情的人群包围着。但是，平心而论，这热烈的氛围并没有点燃我心中早就熄灭的激情之火，因为我自始至终没有等到我企盼中的眼镜连长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中。
欢迎大会结束后，我们被几十辆扎着鲜花、插着彩旗的大卡车直接送到了台北市郊的苦苓岭军营。根据事先登录好的名册以二百人一组为单位编好队以后，我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营房。在这里说一句不怕大家见笑的话，这是我当兵十多年以来，住得最好的营房。墙壁被粉刷得像纸一样雪白，木质的高低床也是新做的，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木头香味。床上的毛毯和被褥也是崭新的，枕头上别出心裁地放着一朵碗口大小的纸扎的大红花。每间营房正对大门的墙壁上，都挂着一幅蒋介石的巨幅画像，每次进出营房时，我们都切实感觉到这位国民党军队的三军统帅正用威严的眼神注视着我们，好像时刻都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似的。然而，对于贴在营房左边墙壁上的那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标语，却让我心里感觉特别不是滋味。回想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我始终认为自己除没有像甘排长、冷莽子、莫先生等众多弟兄那样死去以外，我并没有做出对不起谁，并且应该予以深究的错事。既然没有做过错事，那又谈何回头是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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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的伙食同样好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无数的海鲜以及各种各样可口的美食堆满了十多张长条桌。十几位长相标致、穿着雪白服装的女服务员像燕子一样在条桌之间来往穿梭，殷勤地为大家添加食物和酒水。这天晚上，酒水的品种同样繁多，并且没有限量。除了金门岛产的高粱酒，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洋酒，他们甚至还准备了许多正宗日本产的清酒。这些酒每样我都品尝了一下，可能是我不会喝酒的缘故，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美酒的味道竟然一点儿也比不上我们冉家坝自家酿的苞谷烧。在我的记忆里，小的时候每当爷爷喝酒时，他都喜欢用筷子蘸上一点点苞谷烧滴在我的嘴巴里，在看到我辣得不住地皱眉头、吐舌头以后，他都会咧开他那缺了门牙的嘴巴哈哈大笑起来。苞谷烧进口时虽然辣得厉害，但多喝一点后，整个人全身上下都热乎乎的，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不像现在喝的这些酒，不仅使人口干得像被火烤着一样，还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这天晚上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酒，吐得地上衣服上全是污秽的东西。至于醉后我竟然站在条桌上唱歌的经历，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是一片空白。只是第二天早上头痛欲裂地醒来以后，许多弟兄告诉我，说我唱《太阳出来喜洋洋》这首川东民歌时，特有感情，将许多弟兄都唱哭了。
老话说酒后吐真言，我不知道在醉酒状态下自己所唱的这首家乡的歌，是不是代表了我到达台湾后的第一天内心的真实感受。
然而，所有的热情在第二天就烟消云散了。
第二天一大早，有许多穿制服的国民党军队政工干部进入我们的驻地。在驻地前面的广场上，他们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们，为了保持国民党军队队伍的纯洁，也为了坚定我们反共抗俄的决心，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当中，我们必须接受最严酷的思想教育。
“大家必须明白，这是纯洁我们队伍的需要，也是保证我们最终取得反攻大陆胜利的需要。只有最纯洁的队伍，才有最坚强的战斗力，也只有最坚强的战斗力，才能保证我们所肩负的神圣事业得以最终成功。”在广场前面的讲台上，那个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被大家私底下称为“阎王”的严长官挥舞着短粗的手臂朝大家讲道，“所以，我们必须以最大的热情，以最坚强的意志，接受党国最为严格的考验！”
严长官所说的最为严格确实不假，因为从当天下午开始，我们就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并且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完成诸如思想汇报、检举揭发等各种尽情剖析自己心灵的任务。这确实是一种无以言状的痛苦经历，痛苦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无法以他们满意的方式，证明自己能够经受住他们所说的最为严格的考验。
比如，在思想汇报中，许多人只能抽象地说明自己恨共产党热爱国民党，至于为什么恨共产党热爱国民党，大家所列举的理由几乎是五花八门，许多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说起来让人不相信，在许多人的汇报中，吃不饱穿不暖也成了仇恨共产党热爱国民党的原因。甚至共产党过于严格，既不许大家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骚扰百姓，又不许大家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随意亲近那些人尽可夫的风尘女子，也成了共产党着实可恨的理由，等等。
在这里我必须告诉大家的是，我所说的仇恨共产党的理由确实不同于其他的弟兄。我的理由好像是出自自己内心的感受，因为我至今对共产党在广西宜山我已经填好退伍表格的情况下，竟然不允许我退伍一事耿耿于怀。“我不就是想退伍，想回家吗？他们竟然连我这点儿人之常情的请求都不能满足。这充分说明他们没有一点儿人性。”我振振有词地向那些听取我汇报的政工干部大声控诉道。
我没想到自己这句好像是发自内心的不满竟然赢得了严长官的高度赞许，他用红铅笔在我的思想汇报记录上评价道：“该同志认识深刻，充分揭露了共匪共产共妻，没有人性的本质。”
从严格意义上讲，思想汇报更多是一种走过场，不管你列举的事实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只要你能够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不满，你就能顺利过关。但是，紧随其后的相互检举揭发却导致整个驻地一片混乱，甚至陷入了草木皆兵的紧张境地。在此无须讳言的是，在弟兄们当中，有许多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在巨济岛上进行战俘甄别时，他们以他们自愿选择到台湾的行为证明自己已经放弃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但是此时此刻，他们以前在共产党军队队伍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甚至对其他弟兄无微不至的关心，也成了这些人不可饶恕的罪孽。三十八军一位当排长的弟兄就被他手下的一个弟兄当着那些政工干部的面打得鼻青脸肿，被打的原因竟然是在强渡汉江后，这位排长曾经将仅剩的一把炒面给这个打人的弟兄吃了。“他自己饿得头昏眼花，竟然将仅剩的最后一把炒面给我吃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拉拢我，引诱我，好像他一样死心塌地地为共产党卖命。”这个长着一副尖嘴猴腮面孔的家伙，边说着边用脚不停地踢打蜷缩在地上的那位可怜的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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