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包子，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在黑山刚当俘虏时吃到的那两个包子。我不相信狗不理包子能够比那两个包子的味道更好。于是，我将在座位上蜷得发麻的双腿努力伸直了一下，故意用话逗贾子建。
“我看你心里肯定不是惦着什么狗不理包子，而是惦着你的女朋友。”我说。
“你这话也不假。我心里还真的惦记着她。”贾子建非常实在，白胖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涩。
“分开九个多月了，你就不担心你的女朋友跟别人跑了？”莫先生一脸坏笑地问道。
“不会的。我们发过誓的，生生死死都要在一起。”贾子建已经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她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好姑娘，不会做那些水性杨花、见异思迁的事情。”
“那姑娘肯定长得漂亮。”莫先生说道。
谁知贾子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幸福遐想之中，根本没有听到莫先生的问话。他双手合十，口里喃喃地说：“但愿我们乘坐的列车能够经过天津，并且最好能够停上个十天半月。”
我与莫先生相视笑了笑，没再打搅他。
火车停靠长沙时，自4月份开始一直在中南军区进行政治学习的侯指导员突然上了火车。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人显得特别精神。他的突然出现，让我们原本充满单调氛围的车厢里一下活跃了起来。
“真像催命似的，早上接到通知，中午就得上火车，连跟老婆打声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在将简单的行李放到行李架上时，他不停地抱怨。
在找到一个空位坐下后，侯指导员仍在不停地抱怨：“这兵真当得窝囊，你就没办法决定自己该干什么，应该干什么。”
在后来的闲扯中，我们得知侯指导员趁在长沙学习的机会，就地找了个老婆，结婚还不到半个月。我们在羡慕他办事效率奇高的同时，也为他思想的稍许变化而感到吃惊。现在想来，如果可能的话，当兵的人最好不应该有个家，否则他就会有所惦记和牵挂。而所有的惦记和牵挂更像是一个个沉重的包袱，会压得他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无法迈开脚步。但是，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又无法回避当兵的也是一个行动和思维均正常的人，不可能没有惦记和牵挂。而这客观存在的惦记和牵挂，决定了所有当兵的人当他面对死亡挑战时，他就必须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和牺牲。
第三天晚上，我们冒着淅沥沥的细雨在武昌下了火车，然后准备乘船过江。在等待渡船的码头上，我们遇到正从渡船上下来的其他兄弟部队。有嘴长的弟兄打听到，这些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弟兄是驻扎在河北石家庄一带的一七四师的，他们正准备换乘我们来时乘坐的火车赶往广西，接防我们在宜山地区的驻地。对于这一几乎是互换的结果，许多弟兄们都有点不满。那不是明摆着的不合理吗？即使这次部队调动与朝鲜战争有关，最起码也应该遵循就近原则嘛，干吗将我们从大老远的南方横跨整个中国调到北方，而将他们一七四师又从离朝鲜更近的北方调到遥远的南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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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七四师的弟兄听到我们的抱怨声，一点儿不领情，反而调侃我们，说我们三十九军号称王牌军，既然是王牌军，那就应该啃最难啃的骨头。
听着弟兄们七嘴八舌的评说，我竟然一头雾水。因为我只知道在国民党军队时，我所在的新一军号称天下第一军，肯定是王牌军了。现在我所处的三十九军也是王牌军吗？我真的还没有听说过。
我们乘船过江到了汉口，然后直接上了一七四师腾出来的火车，继续日夜兼程地往北方进发。
7月28日傍晚时分，我们最终抵达了这一遥远行程的目的地，离沈阳不远的辽阳。
我们连在弓长岭南边一个叫拦河镇的小镇里驻扎下来不久，甘连长竟然穿着一身老百姓装束，背着一个蓝布包袱突然回到了连里。开始时，大家还以为他只是因办事顺道到连里来看望大家，但听了他的介绍后才知道，原来他也是刚刚接到部队的紧急命令，火急火燎地赶回来归队。
“早知道这样，还复员个屁。搞得我自离开部队后至今仍然不舒服。”甘连长嘴里虽然粗声粗气地骂着，但仍无法掩饰心中的高兴。
在以后的十来天时间里，全连第一批复员的六位弟兄，有四位也根据上级的命令陆续回到了连里。
全连弟兄又都聚齐了，大家都显得非常高兴。这个时候，唯一情绪低落的是贾子建，因为我们乘坐的火车根本没有从天津经过，结果他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的承诺，以及他与女朋友相会的希望全落空了。
二、初战云山
在拦河镇我们待了整整两个月。在此期间，我们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的联系，以前隔三岔五进行的军民联欢活动，早就销声匿迹，就连非常频繁的文工团慰问演出，也仅仅举行了一两次。这两个月中，在上级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像中了邪一样，一门心思加紧进行各种战术技能训练，几乎到了让人筋疲力尽的程度。虽然在印度兰姆伽时，我们从美国人那儿学到了一些自以为可以应付一切的战术技能，但是，在应对现在的严格训练要求时，我仍然时时感到力不从心。比如，我们早就习惯了使用日本人和美国人制造的各种不同型号的轻武器，现在倒好，那些教官竟然拿出许多苏联人制造的各式武器让我们学习如何使用、如何保养。教官的那副较真的劲头，好像恨不能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培养成战场上的全才，只要是能够杀人的东西和技巧，都必须运用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再比如，我们在兰姆伽时主要学习如何借助航空火力，准确有效地杀伤敌人，现在却恰恰相反，让我们学习如何通过伪装、灯火管制等技能避免被敌人的航空火力发现和杀伤。此外，我们还学习了防寒防冻以及基本的防化防核等技能的训练。但有一个战斗技能训练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开展过，那就是以前非常重要的白刃格斗训练。当甘连长提出是否有必要训练一下拼刺刀时，那位号称曾经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与德国人真刀真枪多次过招的教官像印度兰姆伽时的美国教官一样，用一副不屑的口气对甘连长说：“你当是打鬼子吗？现在是打美国人，用不着大刀、刺刀那一类原始的冷兵器。知道什么叫冷兵器吗？”甘连长不止一次听到这位教官用这种教训的口气对他说话，心底里十分不爽，但囿于严格的纪律，他从不敢当面顶撞这位不可一世的教官。只是在这两个月当中，我不止一次听到甘连长在私底下咬牙切齿地说：“你就听他吹牛吧，就这副德性，别说打德国人，恐怕见着鬼子也要将尿吓出来。”
虽然战术训练非常辛苦，但弟兄们没一个有丝毫的怨言，因为大家自始至终，时时将甘连长那句“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话牢牢地记在心头。作为一个出生入死的普通士兵，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心态，也不管你有多大的怨言，谁也不会拿自己的生死在战场上开丝毫的玩笑。
在战术训练的间隙，像在兰姆伽时一样，我们也学习了一些战场上可能用得着的英语，比如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在学这些简单的英语单词时，我感觉比我们整天进行的战术训练还要难受。难受的原因既不在于这些英语单词如何晦涩，也不在于这些英语单词如何复杂，而在于不管你如何努力，我们的舌头始终都不听使唤，仿佛嘴巴里的舌头就是一根硬性十足的钢条，在你想方设法将它弯曲的过程中，你必须使出十倍的力气和努力。在兰姆伽时，我就见识过莫先生的英语水平，所以在我们哇里哇啦地随着那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员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只有莫先生一个人可以优哉游哉地躺在宿舍里睡大觉。但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贾子建竟然能够悠然自得地享受莫先生的同等待遇。这主要缘于贾子建的英语水平与莫先生不相上下。那天上午，那位女教员将我们集中到一起准备学习英语时，到达辽阳后一直没精打采的贾子建突然慢吞吞地走到讲台前面，询问这位女教员他是否可以不学习这些简单的英语。那位女教员正在擦拭黑板，头都没回地告诉贾子建，学习英语是上级的要求，除非贾子建的英语与她一样好，否则，他就必须与大家一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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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吗？”贾子建问道。
“是的。”那女教员显然吃了一惊，转过身子，朝贾子建上下好一阵打量。
“你长得真漂亮，让我想起传说中的仙女。我想今天晚上我肯定要失眠了。”贾子建不动声色地看着女教员说道。
这位漂亮的女教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盯着贾子建看了好一会儿，最后挥了挥手，说：“你可以不学了。”
贾子建转过身，志得意满地朝讲台下一脸愕然的弟兄们做了个夸张的鬼脸，然后倒背着双手，吹着口哨，径直走出了教室。
当然，贾子建与女教员的上述对话都是用英语讲的，我们当时肯定无法知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后当莫先生将他们对话的内容偷偷告诉我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贾子建这家伙有点太无法无天了，好在现在是在纪律严明的部队里，否则他肯定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
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我们还夹杂着学习了一些朝鲜话。虽然当时学的内容很多，但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已经屈指可数了。比如，朝鲜话里的“阿妈妮”，在中国话里就是大娘或者大妈，朝鲜话里的“东木”，在中国话里就是同志。还有，朝鲜话里的“嘎么撒哈么呢达”，在中国话里就是对不起。至于桌子、板凳一类东西，现在我依稀还能说得上一两句。
虽然所有的训练都是围绕着实战进行的，但是内心里我们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战争会实际发生。对于那些从没有上过战场的新兵来说，他们有这种想法主要是基于害怕，毕竟在战场上会成片成片地死人，没准自己就是这些死人中的一个。但对于像我这样的老兵而言，我们有这种想法除了像新兵一样是基于害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对战争的厌烦，总感觉这仗打了这么多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战争结束的曙光。
形势的发展从来不会以我们这些普通士兵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内心里我们一万个不愿意，但是到10月初以后，我们仍然感觉到战争的脚步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我们悄然逼近。我们仿佛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那些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已经呼吸到那些令人作呕的刺鼻硝烟味，我们甚至感觉到死亡的气息在我们周围越来越浓烈。
我们开始紧张地更换制服了。原来那身宽松的土黄色棉制服换成了颜色稍深、略显紧凑的新式制服。新制服的棉衣棉裤上都缝有直直的线条，将棉布里面原本蓬松的棉花束缚得紧紧实实，穿在身上感觉比原来的制服不仅要轻便得多，并且要神气得多。有人一本正经地说，这种棉衣棉裤是苏联式的，不仅保暖，而且在战斗中更有利于行动的迅速。新发的春秋制服也比原来的老式制服显得紧身，除了颜色略深一点，再就是在左胸处缝有一块白色的胸徽。胸徽上用黑体字印着“中国人民志愿军”七个字。
说实在话，当看到胸徽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七个大字时，我内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不是吗？我怎么一下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了？
根据要求，除了枪支弹药，我们几乎将身上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印记全部抹去。比如我们的棉帽上不再佩戴那颗红色的五角星，每人配发的白色毛巾上印有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几个红色大字，也用剪刀整齐地剪了下来。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弟兄们颇有怨言，说既然是堂堂正正地打仗，为什么还要藏藏掖掖呢？当然，在那个时候，作为普通士兵的我们，肯定无法理解这些藏藏掖掖行为的苦衷。但是在若干年以后，通过各种文献我才最终理解中国共产党做出这种决定实属无奈之举。其实共产党的最高层也像我们这些普通士兵一样，不愿涉足或者说是不愿过深地涉足朝鲜这场看似与我们无关的战争。但是，基于对美国人的不信任，或者说是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他们只能在最困难的时刻做出最为困难的决定，并且，他们事先为自己最困难的决定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准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在共产党人的意识里，将大炮架在家门口与将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肯定是同一种性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弱者，面对一个已经武装到了牙齿的强者，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同时，必须对最坏的结果有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做出是否出兵朝鲜的决定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压力。
…………
10月16日开始，我们从辽阳周边开始往中朝边境运动。
19日傍晚，我们进行了入朝前的短暂动员。在安东西面一个偏僻的废弃煤矿货场上，我们全团沐浴着落日斑斓的余晖，在团政委的带领下，庄严地宣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誓词：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是保卫祖国的战士。当此，美帝侵略台湾，屠杀中国人民，企图进攻中国大陆，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候，为了保卫祖国国防，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志愿军出兵朝鲜，配合朝鲜人民军，坚决打败美帝侵略者，消灭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不怕任何艰苦，坚决服从命令，自觉遵守纪律，热爱朝鲜人民，尊重朝鲜人民领袖，团结兄弟友军，掌握战术技术，勇敢歼灭敌人，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向胜利前进，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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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三十九军随着几十万其他兄弟部队从安东悄然跨过了鸭绿江。
夜色沉沉，急促的脚步声和骡马粗重的喘息声在黑暗中显得既清晰又杂乱。那是一座横跨鸭绿江的铁桥，青灰色的桥身在淡淡的光线下散发出一股清冽的光泽。桥下闪烁出星星光点的江水，像凝固了一样，听不到一丝流动的声音。而不远处的江对岸，像被一幅巨大的黑色布帷紧紧遮盖住一样，看不到一丝一毫踪迹。一位身材清瘦的部队首长，一言不发地站在桥头的黑暗中，用坚定的眼神注视着从他面前走过的千军万马，仿佛已然在内心的深处攥紧了战争这匹野马的缰绳。
铁桥的正中间，用油漆画着一道醒目的白色横线。谁都心知肚明，当我们的脚步急促地跨过这道白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跨出国门，到了异国他乡的朝鲜了。不仅是我一个人，我想有许多的弟兄都与我一样，在我们的双脚跨过这道白线的时候，内心都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这种感觉犹如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孩子，在陡地离开家的那一刻，心中突然失去了父母的依托和关心。十多年前，当我离开自己的家乡冉家坝时，就是这种感觉。
在我跨过那道白线的时候，背着那口沉重大铁锅、走在我右边的贾子建突然轻声问他身边的侯指导员：“指导员，现在是几点钟？”
侯指导员看了看手上的夜光表，压低嗓子说：“二十三点三十六分。”
贾子建轻轻哦了一声。那拖长的语气表明他仿佛要将这个时刻永远刻在他的记忆里。
走在旁边的我也记住了这个时刻，并且在内心里对自己说：“不仅要记住这个时刻，并且要让这个时刻与我的生命同在！”
铁桥的另一头，站着二十几位朝鲜老百姓，他们都穿着白色的朝鲜服装，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嗓音有节奏地呼喊着：
“欢迎志愿军！”
“感谢中国同志！”
“感谢中国共产党！”
“……”
他们的声音虽然压得很低，并且夜色完全遮盖了他们的表情，但是从他们颤抖的声音里，我们仍然强烈地感觉到了他们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在他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或者国家能够义无反顾地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那么他们的感激之情肯定难以用言语表述。现在，从这些老百姓简短朴实的言语中，我除了感受到他们真切的感激之情，同时还感觉到他们的国家确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跨过鸭绿江后不久，天空中开始下起淅沥沥的小雨。我们的队伍没有丝毫的停顿，在雾蒙蒙的雨水中悄无声息地往东边前进。天空黑得像一团化解不开的墨汁，远山、河流和房屋等全被黝黑的夜色遮掩得严严实实。急速行进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说话，甚至连一声轻微的咳嗽声也听不到。偶尔从身边驶过的汽车全都关闭了车灯，以往巨大的引擎声好像也被黑暗阻隔了，在黑暗中像一个闷声不响的怪物一样，颠簸着很快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虽然我们所有的人最多只能看清楚前后左右两三个人的身影，但我们仍然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队伍好似一股势不可当的钢铁洪流，正在惊天动地地咆哮着，愤怒地撕裂着夜的布幔，勇敢地迎接着即将到来的挑战。
天快亮的时候，部队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开始露天宿营。
斜依在一棵碗口粗细的松树树干上，我开始细细打量着视线范围内的一切。连绵不绝的山峦像一幅巨大的画轴一样，从我们的脚下一直延伸到黛青色的遥远天边。林木茂盛的山峦和怪石耸立的山峰点缀其中，不经意间将这幅画轴所具有的强烈层次感和动感勾勒得淋漓尽致。山脚下星罗棋布的村庄在晨曦中开始逐渐苏醒，隐隐约约的狗吠声和鸡鸣声，在山间袅袅游荡的潮湿雾气中四处飘散。无数的溪流像舞动的银色缎带一样在山间来回出没，泼洒出无数耀眼的点点金光。如果不是心里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异国他乡，单就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我肯定会产生仍在国内东北某个地方的错觉。
就着山间清冽的泉水匆匆吃过随身携带的干粮以后，我靠着树干开始睡觉。然而在迷迷糊糊中，我突然被一阵飞机的巨大轰鸣声惊醒。透过浓密的树枝缝隙，我看到两架银灰色的飞机嘶鸣着从我们的头顶掠过，它们飞得如此之低，以至掀起的巨大气浪将满山的树木吹得像波浪一样不停地起伏。这两架飞机一前一后地顺着山峰直扑向山脚下那座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子。顷刻间，剧烈的爆炸声传了过来，整座村子也迅速被浓烈的火光和烟雾笼罩了。那两架飞机在投完炸弹后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不断地在村子的上空盘旋，并且时不时俯冲下去，向那些四处逃散的老百姓发射出一串串密集的弹雨。
“该死的美国佬。”甘连长将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气得大声骂道。
整个白天我们都在山上休息、睡觉。开始时，不断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飞机时常将我们惊醒，但是到了后来，所有的人对这些飞机的轰鸣声都没有感觉了，仍能呼呼大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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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天，我们都是这样晓宿夜行，并且始终都在翻山越岭，几乎从没有在大路上走过。其间，我们多次看到不知是南朝鲜人还是美国人的车队，沿着山脚下的公路往鸭绿江方向急驶而去，但我们始终没有理会。以甘连长的话说，这些小股敌人不够我们塞牙缝的，才懒得理会他们。
到25日上午，我们总算听到了南边传来急促的枪声和爆炸声。我们知道兄弟部队已经与敌人接上火了，大家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兴奋。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周围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并且从公路上也可以看到零星往东北方向匆匆撤退的小股敌人。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理会这些不够我们塞牙缝的南朝鲜人或者美国人，仍然坚持晓宿夜行，继续沿着公路两边的山梁往东南方向急速运动。
到了29日早上，我们到达了一个叫云山的城市。从山上往下看去，云山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四面群山环抱，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穿城而过。城里停满了坦克和卡车，许多戴着钢盔的敌人在密密麻麻的帐篷中进进出出。看得出来，这座城市里集中了不少的敌人，完全可以填饱我们早就饥肠辘辘的肚子了。这不，兄弟部队已经在周边的山上开始构建简单的进攻工事，并且将少量的山炮的炮口对准了城市的方向。但是，我们团并没有参加对云山城的包围，而是在当天晚上沿着云山的外围继续往东北方向前进。
到30日凌晨时分，我们到达云山南边一个叫诸仁桥的公路路口。接团里的命令，我们开始沿公路两侧的山坡构建工事，准备阻击可能从云山方向往南逃跑的敌人。
“看样子我们要将云山的敌人包饺子了。”莫先生一脸汗水，将几根一米多长的松树枝插在战壕前面，借以伪装自己。
“那还用说。看这架势还是一顿汁多味浓的肉馅饺子哩。”我紧挨着莫先生不远，用铁锹将战壕前面的松土使劲拍紧实。
“已经有好些年没见着那些美国人了。”莫先生说着，将步枪架在一块石头上，做了一个瞄准射击的动作。
“是呀。这一仗争取能够抓几个俘虏，好好瞧瞧那些洋鬼子。”我打趣地说。
趁着夜色，我们抓紧时间将工事修好了，然后一个个蜷缩在战壕里，守株待兔般等待着美国人的到来。
11月1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兄弟部队对云山城里的敌人开始了猛烈的进攻。虽然我们所处的地方离云山还有近二十公里的距离，不能亲眼目睹整个战斗的激烈过程，但从美国人马蜂一样不断从我们头顶上往云山方向飞过去的飞机数量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那边战斗的激烈程度。在缅甸时我们就见识过美国人的作战风格，前往助战的飞机越多，说明他们的处境越是危急。
云山周围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一个晚上。猛烈的炮火以及从没有间断的照明弹将整个西边的天空映照得如同白昼。即使趴在潮湿、冰冷的战壕里，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地面的强烈抖动。在这个漫长的晚上，我周边的弟兄们没有一个能够睡着的，大家静静地等待着那个属于我们的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早上，东边的天际刚刚显露出淡淡的鱼肚白，山坡下的公路上开始有了动静。我从荆棘的缝隙里朝公路的西端看去，发现一眼望不到头的美军车队像一条巨大的乌梢蛇一样，正沿着灰白色的公路向我们的阻击阵地圈缓缓驶来。
“准备战斗！”甘连长压低声音命令道。
于是大家有条不紊地进入到各自的战斗位置。我紧紧趴在战壕上，再一次认真检查了自己的枪支和弹药，在感觉没什么差错和遗漏以后，我将目光再次转向越来越近的美军车队。不怕大家见笑，虽然当了十多年兵，打过无数次仗，也见过数不胜数的生生死死，但是这天清晨，当我面对越来越近的美国人时，强烈的恐惧感还是不可抑制地涌上我的心头。我虽然努力克制自己，但随着山脚下坦克和车辆的马达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强烈，我又开始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胃里也开始像有人正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在撕刮一样，痛得我蜷缩着身子，全身上下直冒冷汗。
我隐隐感觉不远处的莫先生正担心地看着我，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他。虽然他故作轻松地朝我点了点头，但我仍感觉到他的内心其实像我一样紧张。
美国人的车队还没有全部进入我们的包围圈，但他们飞机扔下的炸弹就开始雨点般落在我们阵地的周围。强烈的爆炸掀起的泥土铺天盖地地落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们一个个仍然像泥塑一样紧紧地趴在战壕里，纹丝不动。我左手边不远处有几位弟兄被炸弹炸飞了，他们被撕碎的身子像纸屑一样在烟尘中上下飞舞。还有几位弟兄受伤了，虽然痛得将双手使劲抠进坚实的泥土里，但他们仍然咬着牙，一声不吭。所有的弟兄都知道，美国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在这儿静静地等待着他们，他们这样毫无目的地盲目轰炸，无非是给已成惊弓之鸟的公路上的敌人壮胆。
战斗在视线尽头那座不到十米长的公路桥被我们事先埋设好的炸药炸毁后开始。我们的轻重火力犹如雨点一样居高临下地倾泄到美国人的头上。这些好不容易从云山方向逃出来的美国人，一下被我们猛烈的火力打蒙了，纷纷从车上跳下来，四处寻找能够藏身的地方。他们有的躲到路边的水沟里，有的钻进停在路中间的汽车下面，更有的像被掐了头的苍蝇一样，在燃烧的车辆、坦克之间四处乱窜。整条公路上烟尘滚滚，火光冲天，呼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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