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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好了，这就是他们的下场。”那个公鸭嗓子大声喊道。

我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如此没有人性的场面。在模糊的视线中，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被俘的弟兄接二连三地被土匪从山洞里推下山崖，像一根根圆木一样在半空中飞舞着，然后重重地摔在山崖下的乱石堆中。惨叫声、怒骂声以及似有似无的哀求声，在清晨潮湿的雾气中让人心惊胆战。

虽然大家都知道土匪凶残，但肯定没有想到他们会凶残到如此地步。大家一个个被惊呆了。有人开始抑制不住地低声抽泣起来。

“我操你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一切仿佛归于寂静的时候，我听到不远处的莫先生带着哭腔大骂一声，然后响起急促的冲锋枪声。

紧接着，所有弟兄们的枪声如刮风下雨般响了起来。然而我们密集的枪声除了在陡峭的崖壁上溅起一层乳白色的灰尘，以及换来土匪们一阵阵得意的狂笑，没有收到一丝一毫我们期待中的效果。在战场上，面对穷凶极恶的对手，你却眼睁睁地无能为力，是一件让人最为憋屈，也最为沮丧的事情。今天，我真切体会了这种感受。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时分，甘连长他们汗流浃背地匆匆赶了回来。原来他们是奉营长的命令，连夜赶到宜山县城，从团里借回来两具火焰喷射器。他们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大卷粗麻绳。

甘连长自告奋勇地带着我们连，在当地老百姓的带路下，沿着遍地的荆棘和乱石，从西北方向艰难跋涉了两个多小时，总算绕到了那个山洞的顶上。我们粗略估算了一下，从山洞顶上到山洞洞口，至少有四十多米的距离。根据麻绳的长短，经过短暂的商量，甘连长决定由他、我以及莫先生三人先期用绳子吊到洞口，通过火焰喷射器对洞口的土匪进行压制以后，再通知山下的弟兄们抓紧时间攀上洞口。在莫先生的鼓励下，我与许多弟兄都主动要求第一批冲进洞去，但甘连长最终之所以选定了我和莫先生，是因为我和莫先生的理由最为充分，除了像大家一样对土匪充满仇恨，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我们俩都会使用火焰喷射器。

我们将麻绳系在腰上，顺着崖壁一寸一寸地往下挪动。在接近洞口上面那块巨大的像屋檐似的岩石时，洞里的土匪发现了我们。密集的子弹立时从山洞里面射了出来。好在有脚下那块巨大岩石的遮挡，土匪们无法看到我们，但射出的弹雨仍刮风一样从我们的脚下呼啸而过。这是一个让我们束手无策的难题：如果我们稍一露头，就有可能被土匪的子弹击中；如果我们不及时露头，那就无法消灭脚下山洞中的土匪。

悬在半空中，我们急得满头是汗。最后甘连长一咬牙命令我和莫先生：他首先从岩石的中间借助麻绳的力量荡出去以吸引土匪的火力，然后我和莫先生从两侧荡出去，瞅准机会朝洞口的土匪射击。这是一个拿自己生命作诱饵的举措，无疑甘连长将自己置于死亡之中。我和莫先生虽然对甘连长的命令心存疑虑，但在他坚定的目光注视下，我们只得毫不犹豫地执行。

最后，在甘连长迎着山洞里不断射出的子弹从岩石上荡出去的同时，我和莫先生狠蹬了一下脚下的岩石，然后借助麻绳的力量，整个身子悬空荡了出去。我几乎还没有看清楚那个椭圆形的洞口，就扣动了火焰喷射器的扳机。一股炽烈的火舌呈现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凶猛地扑向那稍纵即逝的洞口。随即，洞口那儿传出一阵阵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我和莫先生没有停顿，荡出去，扣动扳机，再荡出去，再扣动扳机，直到洞口的惨叫声停顿以后，我们才听到甘连长要我们快速往下降落的命令。

在麻绳继续往下降了十多米以后，我们三个人如天兵神将般凭空悬在山洞的上方。虽然整个洞口已经被熊熊燃烧的火焰完全笼罩住了，但我们仍然不停地往洞里泼洒着仇恨的火焰。甘连长竟然奇迹般地在土匪的弹雨中活了下来，他高悬在洞口的正中间，怀抱着一挺轻机枪，连续地往洞里射击。

我们就这样高悬在半空中不停地往洞口里射击，一直坚持到营长带着弟兄们从洞口下沿着狭窄的石梯爬上洞口。其间，从洞口喷出的火焰燎着了我的裤腿和头发，我也没有停止自己近乎疯狂的射击。

在完全控制住山洞洞口以后，竟然没有出现以前的战斗中面对走投无路的对手时，弟兄们会大呼小叫地要求对手投降的情况。在傍晚时分，营长命令我们将四个三十公斤一包的烈性炸药直接扔进山洞里。最后，我们将整座山洞完全炸塌了，自信里面的土匪即使不被炸死也将会被活埋以后，我们才住手。

当天晚上，我们将被土匪推下山崖摔死的二十九位弟兄的尸体，以及另外四位在与土匪对峙过程中被土匪冷枪打死的弟兄的尸体，集中掩埋在离山洞不远处一座坐南朝北的山坡上。在用碎石块将坟堆垒好以后，有人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块用松木做的门板，在上面用毛笔写下那三十二位弟兄的名字，正正地立在坟堆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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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默哀完毕后，营长吩咐地方干部，以后要为这些弟兄们立一块石碑，让当地的老百姓们永远铭记他们。

至今，我仍记得那块门板上写下的前两位弟兄的名字：

范祥云，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五团三营副排长；

王云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五团三营文书。

福伟洞的大股土匪被我们剿灭，极大地震慑了宜山地区残存的其他土匪。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们虽然历经了十多次剿匪战斗，但几乎全都是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将那些土匪全部消灭干净。剩下的零星土匪慑于我们的压力，全都逃到宜山西部更加偏远的山区。虽然彻底剿灭这些土匪仍需时日，但我们以自己的努力和牺牲，不仅赢得了宜山地区老百姓暂时的安居乐业，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换得了短时间的平安和稳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除了偶尔配合其他兄弟部队参加剿匪行动，更多的时间是在为完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而努力。由于我们所处的北牙街是一个只有六十多户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小村落，加之当地老百姓对我们仍然存在着较为强烈的警戒心理，所以通过征粮等方式来缓解部队吃饭方面的窘境就显得尤为困难。好在我们营长是一个在延安待过的老八路，深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真谛。在他的组织下，我们在战斗之余，短时间内就在全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自力更生活动。自5月下旬以后，我们在驻地后面满是乱石的山坡上开辟了十多亩旱地，抢时间种下了晚季苞谷和土豆。与此同时，我们在驻地前面那条细柳河的河滩上开辟了一大片菜地，种上了南瓜、豆角、茄子等许多时令蔬菜。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看似文弱书生的贾子建竟然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在村里弄回来五头小黑猪和十几只小鸡，养在连队厨房后面的场坝上。一时间，我们原本枯燥、单调的驻地里，竟充满了欣欣向荣的农家气息。

“莫不是要在这儿扎根了？”那天我们在地里为那些只有筷子长短的苞谷除草时，莫先生愁眉苦脸地感慨道。

“能够这样安安静静地当一个种地的军人，也不是一件坏事。”我有口无心地说。

“是吗？你就愿意当一辈子军人，打一辈子仗吗？”莫先生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倒不是。”我矢口否认，“仗打完了，我肯定还是愿意回家去的。”

“我也一样。只是看现在这阵势不知道这仗什么时候能够打完。”莫先生一脸忧伤地说。

“我想快了。不就是几个土匪吗？要不了多久就会将他们收拾干净的。”我说。

“但愿如此吧。”莫先生说。

“你也想回家吗？”这时，我突然想起莫先生那个曾经当过汉奸的父亲。

“那个家我倒不想再回去。我只是不想再当兵了。现在若能找个地方当个教书先生，那是让我最高兴的事了。”莫先生干瘦的脸上充满了抑制不住的企盼。

“干什么我倒是没仔细想过，一切只有等回到家再说。但不外乎种种地，娶个媳妇，生下一大群孩子，成天围着我叫爹。”说到这里，我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你倒是实在。”莫先生听了我的话，哈哈笑出了声。

“实在一点好。”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没曾想我与莫先生两人闲着无聊时说的这些话，在后来几天竟然得到了应验，进而更加强烈地勾起我回家的热望。

那时候已经是6月上旬了，团里派了两个年轻的干事到了我们营里。在那天傍晚召开的全营大会上，那两个干事告诉我们，他们到营里来的任务是核实复员人员的名单。从干事的话里，我听明白他们所说的所谓复员也就是不再当兵了，说得文雅点叫作解甲归田。至于复员后去哪里以及干什么，那两位干事告诉我们，遵循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不管结果好坏，回去后肯定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妥善安置。对于复员的条件，我听得特清楚，那就是团以下的干部和士兵，并且军龄必须满十年以上。那两位干事最后特别强调，即使符合复员条件，但是否能够复员，得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

大会结束以前，其中一位干事特别强调落实上级复员政策的重要性。他说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支援解放军的目的，在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现在全国除了台湾以及沿海的个别岛屿没有解放以外，都已经解放了。所以，有效地缩减部队规模，既体现了上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多年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老战士的关心和照顾，也是减轻全中国劳动人民经济压力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正确对待这次复员工作的开展，一切服从组织的要求和需要，不能讲价钱，更不能有丝毫的抵触情绪。

会议结束后，全营军龄满十年的五十六位弟兄都领到了一张表格，表上要求我们将自己的姓名、籍贯、家庭住址、政治面貌、所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党员以及是否有伤病等基本情况一项项填写清楚，并且务必在第二天上午交到营部。

我在拿到表格的当时就与莫先生一道按上面的内容逐项填写好。说实在话，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我和莫先生的内心始终充满了感激之情。这种感激首先是缘于上级领导能够充分考虑我们长期在队伍上出生入死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上级领导对于我们在国民党军队队伍中的那段经历既往不咎。毫无疑问，在复员标准上，他们将我们与那些老革命、老同志同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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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当兵十二年的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子里不断涌现。我想到在祈家河死去的李大槐、在黄河边死去的朱连副、在密支那死去的杨大哥、在东北死去的冷莽子，以及无数我亲眼目睹的在战场上死去的弟兄。我奇怪为什么唯独胆小、木讷和无能的自己竟然能够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难道真的应验了“祸害祸害，千年不败”这句古话吗？随后，我也想到了自己冷酷的父亲、勤劳善良的幺姑，以及整个冉家坝在我的脑子里都留下印记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十多年音讯全无，他们都还好吗？还有那棵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老黄桷树，它仍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吗？当然，我也想到了梅子。

这天晚上还有许多弟兄与我一样睡不着，但他们睡不着的原因与我完全不一样。此时此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仍然不明白自己当兵当得好好的，为什么陡地一下要复员呢？莫不是真的应验了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这些古训？面对这种残酷的结局，他们觉得万分的不满和伤心。

记得是我们将表格交上去的第十五天，那两位干事再次来到我们营里。他们带来了二十张复员通知书，但是其中没有我、莫先生和其他三十四位弟兄的名字。陡地得知没有自己的名字时，我的心有如一下掉入万丈深渊一样，情绪一落千丈。好在这两位干事及时苦口婆心地安慰我们，说这二十位弟兄只是第一批复员的，主要是考虑他们有伤病在身。至于其他符合复员条件的弟兄，复员通知书将在第二批或者第三批送达。我失落的心里再次燃起了希望之火。

甘连长因为伤病也在第一批复员的名单中。当他拿到复员通知书时，眼睛陡地一下红了。

营长了解他的心情，赶紧过来安慰他。

“你别安慰我了。”甘连长强忍住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我只是心里不好受。毕竟在革命队伍里待了整整十三年，就是一只狗也有感情了！”

甘连长这句话说得营长的眼睛也红了。

“放心吧，营长。”甘连长这时却反过来安慰起营长了，他啪的一个立正，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一位中共党员，坚决服从上级的安排。即使到地方上工作，也绝不会给我们部队丢脸！”

这二十位复员的弟兄离开部队的头一天晚上，营里在开完欢送会以后举行了会餐。许多弟兄喝得烂醉如泥，也有许多弟兄不知是因为喝多了酒，还是因为难以割舍多年生死与共的感情，相互之间竟然抱头痛哭。

在送走第一批复员的弟兄以后，我一直在焦虑中等待那张属于我的复员通知书。十天过去，二十天过去了，我不仅没有等来那张属于我的复员通知书，反而等到一张军里下达的停止复员的命令。突然的变故让我一下如坠云里雾里，我不知道上面为什么如此朝令夕改，丝毫不顾及我们的切身需要和切身感受。一连几天，我都像遭了霜的瓜秧一样，没办法打起一点儿精神。为此，我还偷偷流过几次眼泪。

又过了几天，弟兄们在私底下突然议论着一个不确切的消息，说是朝鲜人与美国人在朝鲜开始打仗了，并且猜测，说不定取消复员的命令会与朝鲜有关。

“朝鲜人与美国人，他们都是外国人。他们之间打不打仗，与我们中国人何干？”我一点儿也不相信突然取消复员的命令与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有关。

“老话说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定还真的与朝鲜有关哩。”莫先生琢磨了半天，还是相信这突然的变故应该与朝鲜有关。

“但我们周边的土匪还没有剿灭干净哩。”我仍然坚持与朝鲜无关的判断。

“土匪与美国人比那算什么呢？一个只是在人身上小打小闹的臭虫，而另一个则是要吃人的豺狼。”莫先生比喻道。

“那我们将打到何时为止哟？”我说着，眼眶里突然一阵发热，感觉眼泪马上要流出来了。

莫先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叹了一口气：“哭有什么用呢？谁让我们是当兵的呢！”

到7月中旬，我们又接到一项命令：全师立即前往柳州集结。

军令如山。全营上下立即收拾行李装备，准备出发。

作为一个当兵的，所有的行李装备就那么点东西，大家三下两下就收拾妥当了。但是对于坡地上已经长到齐膝高的苞谷，菜地里刚长起来的拳头大小的南瓜，以及厨房后面的场坝里已经长得膘肥体壮的那几头猪，大家都有点割舍不了。

“这两个多月，我们的心血是白费了。最起码我们应该将这些猪全杀了，将肉带到路上吃也好呀。”全营只有贾子建心里最难过，在给那些猪喂最后一次饲料时，他哭丧着脸，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谁知这句话让营长听到了，他朝贾子建大声呵斥道：“你小子就一副小家子气。上面命令了，除了个人物品和军事装备必须带走，其他所有东西都留给地方政府就地处理。”

贾子建不知是没有听懂营长的话，还是仍然深陷悲痛之中，竟然不合时宜地哇的一下哭出了声。

我们营顶着瓢泼大雨强行军一天以后，在宜山县城与全团会合。我们几乎连坐都没有坐一下，然后全团搭乘汽车马不停蹄地离开宜山县城往柳州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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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节暴雨成灾、山洪泛滥，当我们车队行驶到一个叫山岔的地方时，前方一千多米长的简易公路被洪水冲毁了，整个车队不得不停了下来。全团弟兄在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最后用无数的门板、石块等一切可以用得上的东西，最终将冲毁的公路修复。

三天以后，我们精疲力竭地抵达柳州。在火车站广场上，我们经过简单的身体检查，除少数因伤病不能随军的弟兄以外，全师即刻登上了火车。

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满载军人的军列冒着倾盆大雨缓缓驶离了柳州火车站。

长长的军列是清一色的硬坐车厢，除了军人和服务人员以外，没有一个穿杂色衣服的普通老百姓。随着军列往北行驶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一直忐忑不安的心也变得越来越沉重。难道我们这次大规模集结真的与遥远的朝鲜战争有关吗？我不敢相信。

列车上没有餐车，所有的食物都是在火车到达指定车站以后，由地方政府向列车提供。看得出这次部队调动不仅规模非常大，并且在组织上也非常严谨。因为几乎在列车停靠的所有站点上都有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岗，并且地方政府送到列车上的食物也非常丰富。

坐在微微晃动的车厢里的弟兄，大多都在闭目养神，只有少数人始终用空茫的眼神看着车窗外稍纵即逝的田野、山峦和河流。

在我们所处的车厢里，只有贾子建一个人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并且随着火车朝北面行驶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兴奋之情越发不加掩饰。这小子在炊事班待了半年多，长胖了不少，那张细嫩的白脸现在看上去就像一个刚刚出笼的白面馒头。

“知道不，我离开家已经九个半月了。”贾子建无话找话地与坐在他对面的莫先生搭着话。

“九个半月，那时间可长哟。”莫先生将头靠在椅子背上，懒洋洋地说。

“是呀，我感觉像过了九个年头似的。”贾子建感慨道。

“那你最想的是什么呢？”莫先生问道。

贾子建明显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最想的是能够吃上一顿热乎乎的狗不理包子。”

“狗不理包子？”莫先生微微睁开眼睛看着他。

“是的，就是老佛爷慈禧太后最喜欢吃的那种包子。你吃过吗？”贾子建瞟了莫先生一眼，脸上闪过一丝得意。

“没有。”莫先生淡淡地说。

“是吗？”贾子建脸上闪过一丝遗憾，“那火车到了天津，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请你们吃。保证你们吃了以后，一辈子都忘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