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陌生的生活

莫先生带着三十多位弟兄投降后，两个面无表情的共产党军队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步行，将我们押解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里。这儿有更多被俘的弟兄，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肯定不少于一千人。这个村子不大，大家成排地或坐或蹲在那些破旧房子前面，一个个精神恍惚、衣不蔽体。看守我们的共产党军队士兵不是很多，他们端着步枪，在村子边上悠闲地走来走去，好像一点儿不担心我们会逃跑。

我们在村子里一直待到傍晚时分，在此期间有更多的弟兄被共产党军队押解到村子里，以至我感觉这个小村子已经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虽然村子的东边不远处仍时不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大家的情绪，感觉离我们远去不久的战斗，好像与这个安静的村子，以及几千惶恐不安地待在这个村子里的弟兄没有一点儿关系。

天刚擦黑的时候，十几个穿着杂色衣服的老百姓赶着六辆胶轮大车慢腾腾地进到村子里。车子上满满地放着木桶和柳条筐，隔老远就闻到一股诱人的肉香味。车子在村子中间的空地上停稳以后，有一个腰上别着短枪，留着齐肩短发的年轻姑娘站到最前面一辆大车上，朝我们大声喊道：“弟兄们，开饭了。”

如果没有这姑娘的提醒，我还真的忘了自头天早上开始，一直到现在，自己竟然粒米未进。一刹那间，还真的感觉肚子突然饿得咕咕直叫唤，恨不能立马向那些散发着肉香味的大车围拢过去。但是，眼见着所有的弟兄只是用眼馋的目光看着那姑娘，谁都没有动弹一下，我只得重新蹲回到那个墙角里。

那姑娘见大家都不动弹，就跳下车子，麻利地掀起一个柳条筐上的白纱布，捡起两个小海碗大小的雪白包子，硬生生塞进离她最近的一个长着满脸络腮胡的弟兄手里。大家贪婪的目光立时齐刷刷地盯向那位不知所措的弟兄。只见他犹豫地看了看这位一脸笑容的姑娘，又四下里小心瞧了瞧，然后张开大嘴，一口就将那滚圆的包子咬成了月牙状。我看得特清楚，那个包子在那位弟兄的嘴里，只用三口就全吞了进去，甚至没有用牙齿嚼一下。在这位姑娘不停地往弟兄们的手上塞包子的同时，其他的老百姓也热情地招呼着，将筐子里的包子往弟兄们的手上塞。

这时，不知是哪位弟兄粗着嗓子喊了一声：“弟兄们，吃吧，即便是死，也要当个饱死鬼。”

于是在瞬间工夫，弟兄们就将那六辆大车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一个个伸着手，希望早点儿接到那些重新站到车上的老百姓递过来的香喷喷的包子。

眼见着大家潮水般一下围过来，那位原本显得不慌不忙的姑娘一下有点慌了，一张俏脸涨得通红，连连朝大家喊道：“别挤了，大家站好队。包子我们有的是，大家管饱。”

说起来大家肯定不会相信，这确实是我这一辈子吃得最为可口的一次包子。虽然在这以前和以后，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吃过味道非常不错的包子，但是，留在我脑子里的，唯有这一次让我一辈子始终没法忘记。

吃过包子以后，我们站成两列长队，在共产党军队士兵的押解下，连夜往西北方向走去。这时我们已经根本听不到枪炮声了，充斥耳膜的全是乱糟糟的脚步声和若有若无的呻吟声。队伍里有人轻声议论，说我们近二十万人的队伍怎就这样不经打呢，才几天工夫就让共产党军队像刚才吃包子一样吃得一干二净。如果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多久天下肯定会是共产党军队的了。也有人一路上都在不停地唉声叹气，说这样摸黑赶路，不定是将我们赶到哪个僻静的地方，全部枪毙了。说到死，竟然有人轻声抽泣起来。怕死的人始终是被人瞧不起的，于是立刻遭到许多人的责骂。更有人压低嗓子指天发誓，说大家现在是龙困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狗欺，只要瞅着机会，一定想办法逃跑。

一路上，我都精神恍惚地跟在莫先生的后面慢慢地往前走。他被子弹撕开的耳朵一直在往外渗着血水，后来，不知他从哪儿找到一大块薄帆布，将脖子和那只受伤的耳朵紧紧包裹起来。现在从后面看他走路的姿势，显得非常生硬，也非常别扭。对于大家所说的有可能被共产党军队押解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全部枪毙掉这种无来由的猜测，我倒是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这个时候对于死亡，我的脑子里没有一点儿概念。我想得更多的是，我们这是往哪儿走呢？下一步我们又将面临些什么？

半夜时分，我们从一座简易的浮桥上跨过一条宽大的河流，有人轻声说这条河应该是绕阳河。过河以后，我们前行的方向折向了正北。从路两边逐渐茂密的树木以及更加崎岖的道路可以判断，我们已经走进大山里了。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在一个十字路口那儿，我们这支有气无力的庞大队伍被共产党军队像切黄瓜条一样分成了四部分。我与莫先生所在的这部分继续往北走，其他的则往西边和西北边走了。天快亮时，在穿过一个陡峭的山口以后，我们总算在一个坐南朝北的村子里停了下来。有几个打着火把的老百姓与押解我们的共产党军队士兵耳语了一会儿以后，我们被安置到村头一个平整的场坝里。场坝里事先铺了一层薄薄的高粱秸秆。那几个打着火把的老百姓对我们说，大家可以就地休息一会儿，等天亮后再听候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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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走了一整晚的路，大家都疲惫不堪了，但在胡乱躺在那些高粱秸秆上后，却感觉没有一个人能够睡得着。我斜歪在地上，想努力看清楚周边的一切，但除了能够看清不远处那只火把旁边有一个正在抽烟的共产党军队士兵以外，四下里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莫先生倒好，在地上躺下没一会儿工夫，就发出了轻微的香甜鼾声。在心态上，我确实对莫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么多年了，不管情况多么危急，也不管局面如何让人揪心，我从没有看到他有过丝毫的恐惧和惊慌，饭照吃，觉照睡，什么也不会落下。

天亮以后，我们逐渐看清了周围的一切。眼前是一个非常大的村子，少说也有一百来户人家。清晨时分，各家各户房顶上的烟囱都在向略显清冽的空气中倾吐着淡淡的炊烟。早起放羊的孩子甩着清脆的响鞭，惊得树上的鸟儿惊慌失措地嘶鸣着，扑打着翅膀，四处飞窜。这个村子所处的位置非常特别，除了昨晚上我们进来时靠南边那儿有条狭窄的山口，四周全是高耸入云的险峻高山。在淡如轻纱的晨雾中，一条曲里拐弯的小溪从西面的高山上逶迤而至，绕过村西一棵高大的苦楝树，又穿过村头一大堆形态怪异的褚红色巨石，最后一路欢歌向东而去。小溪对面的青石板上，已经有许多穿各色花衣服的姑娘媳妇在浆洗衣服了，伴随着银铃般的欢笑声，感觉她们正用好奇的目光，悄悄地打量着小溪对岸我们这五百多名失魂落魄的倒霉人。

后来，我知道这个窝在山坳中的村子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锅底村。

八点来钟的时候，二十多位老百姓抬着沉甸甸的木桶和柳条筐，沿着那条小溪上用石板砌成的小桥，一路说笑着走到我们中间。这天的早餐虽然只有馒头和稀饭，外加一根泡萝卜，但弟兄们一个个仍吃得津津有味。

吃过早饭以后，一队衣着整洁的共产党军队男女士兵一路小跑着进入了场坝。他们虽然都配有长短枪，但从他们干净的衣着和红润的脸色上看，他们显然不是在第一线进行战斗的士兵。他们在场坝前面列队站好后，其中一个身材高挑、脸色白净的年轻士兵走到前面，厉声命令我们十人一排列队站好。

我感到非常奇怪。虽然我们全是来自不同部队的弟兄，并且精神状态一落千丈，但基于以前的良好训练，在那位年轻共产党军队士兵下达命令后不久，我们竟然在最短的时间内，按高矮顺序站好了队，并以专注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士兵，等待着他的训话。

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军队士兵操一口浓浓的山东话。他首先告诉我们，他姓龚，叫龚兴扬，是共产党军队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政工干事，负责对我们这批俘虏进行改造。然后他警告我们，作为俘虏，必须严格执行俘虏改造的纪律，如果胆敢违反，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至于惩罚的内容是什么，他并没有说明。最后他告诉我们，为了便于对不同俘虏的管理和改造，请混杂在我们中间的连级以上的军官自动出列。

“听到没有，我们将士兵和军官区分出来，没有其他目的，唯一的目的是便于对你们的改造。”龚干事以严肃的表情扫视着我们，又一次予以强调。

龚干事的话讲完以后，整个现场寂静无声。谁都知道在我们这支队伍里混杂着许多当官的，但由于谁都不知道将士兵和军官区分出来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所以，那些当官的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谁也不敢贸然造次。

“我再次强调，当官的请自动出列。”龚干事大声说。

在再次沉寂了将近五分钟后，队列里开始有了稍微的骚动。接着，一个相貌端庄、脸色红润、身材壮实的弟兄，嘴里不知紧张地念叨着些什么，慢腾腾地从队列里走到前面。紧随其后，又有十多位弟兄从队列里走了出来。这些神情沮丧的弟兄都穿着并不合身的普通士兵制服。由于这些弟兄有我们新一军的，有新六军的，也有二o七师及其他部队的，所以，除了那位身材瘦小，长着一个鹰钩鼻子的弟兄，我知道他是我们新一军的一位副团长以外，其他的弟兄我一概不认识。

“还有没有当官的，请自动出列。”龚干事再次大声强调。

在长时间的沉默以后，队列里突然有一个尖细的声音大声喊道：“报告长官。我叫汪得富，我要检举。”

顿时，所有弟兄的眼睛都被那个汪得富吸引过去了。那是一个身材瘦小，长相丑陋，留着长长头发的士兵。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场的弟兄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肮脏不堪，唯有他那长长的头发却梳理得一丝不乱，并且因为涂了发蜡，在并不明亮的光线下散发出一股冷冰冰的光泽。

“可以检举。”龚干事往前走了一步，大声说。

“这位叫方自省，是我们营的营长，他企图蒙混过关。”汪得富指着他前面一位满脸汗水的大个子弟兄说。

那个大个子弟兄扭过头，恼怒地盯了汪得富一眼，然后昂首挺胸，大步走出了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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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自省走出队列以后，又有五六个弟兄低着头走出了队列。

那二十多位企图蒙混过关的长官被两位共产党军队士兵带走以后，龚干事的态度突然一下变得好多了。他让大家在秸秆上席地而坐，然后就像平时拉家常一样与大家侃侃而谈。他讲得非常多，也非常有耐心。既讲到他是怎样从一名普通的学生变成一位中共士兵的，又讲到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的区别，也讲到现阶段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之间的战争形势。他甚至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国民党政权就是秋后的蚂蚱，照眼下的形势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就会垮台。

“到那个时候，全国上下将是一片红色的海洋，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再也不存在地主恶霸剥削农民、资产阶级欺负工人、反动军官欺压士兵的罪恶现象！”说这句话时，龚干事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一种让人心潮澎湃的期待。

不管从哪方面评价，这位年轻的龚干事在讲话过程中，不仅态度诚恳，并且说话也非常有水平，许多内容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大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竖直了耳朵，唯恐漏掉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只是对于我而言，他所说的那些内容确实太过于深奥，以至于自始至终，我都好像身处于云里雾里一样。但是，我却死死记住了他在讲话结束时所说的那句话：“如果你们愿意留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我们热烈欢迎；如果你们不愿意留在革命队伍中，那我们将发给你们路费，让你们回家。”

回家，确实是一个诱人的字眼，多少年来，始终像有一个人拿了根鸡毛，总在不停地撩拨着我的心房。但是在龚干事的坦荡承诺面前，我又该如何选择呢？这确实是一个让我头痛不已的问题。由于龚干事当时已经说了，并不急于让我们当面表态，我们有一个中午的时间可以考虑，也可以商量，所以在那天中午，我将自己内心的纠结偷偷告诉了莫先生，希望在这个困难时刻，他能帮我出出主意。因为只有他最清楚我在离开冉家坝的十多年中，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早点儿回去。

谁知莫先生瞪了我一眼，斩钉截铁地说道：“留下！”

“为什么选择留下呢？他们不是说了吗？如果选择回家，他们还给我们发路费。”回家的诱惑确实太大了，表面上虽然充满了困惑和怀疑，但在这无法抵挡的诱惑面前，我的内心其实早就做出了选择。

“你笨呀。难道他们说给你一个皇帝当当，你也相信吗？”莫先生几乎有点怒不可遏了。

“你选择留下吗？”我有点胆怯地看了莫先生一眼，小声问道。

“是的。”莫先生大声告诉我。

虽然内心里仍是纠结万分，但在那天下午表态时，我还是紧随着莫先生留了下来。在我们这五百人当中，真正下定决心回家的只有七个人，其他的不管是基于犹豫，还是基于怀疑，全都留了下来。

不管你相信与否，那天目送着那七个决定回家的弟兄消失在南边那个山口时，我的心里真的懊悔不已。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将那个叫汪得富的结局向大家交代一下。

那天下午，在组织大家进行个人登记时，汪得富在所有弟兄中成了一个最为风光的人物。受龚干事的委派，他负责将所有弟兄的姓名、籍贯以及在国民党军队中所属部队等事项，用毛笔在一个用牛皮纸装订在一起的大本本上登录下来。他做得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特别是那漂亮的蝇头小楷谁见了都竖起大拇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脾气也特别大，小人得志的样子十足。不是责怪这个弟兄意思表达不清楚，就是嘲笑那个弟兄的名字起得太没文化，他甚至因一个叫二蛋的弟兄无名无姓，而恼怒地将浸满墨汁的毛笔直接戮到这位可怜弟兄的脸上。

但是，在第二天一大早点名的时候，龚干事发现汪得富四仰八叉地躺在秸秆上死了。除了七窍流血以外，全身上下竟无一处伤痕。龚干事因汪得富的突然死亡而非常恼怒，虽然怀疑他有可能是被其他人在半夜里整死的，但在询问所有的弟兄时，大家众口一词地回答，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最后，龚干事只得悻悻然命令一位弟兄像拖一只死狗一样，将汪得富拖到远离那条溪沟的荒地里草草埋了。

我记得那个掩埋汪得富的弟兄回来时咬牙切齿说的那句话：“将这只死狗埋远一点，免得污了溪水。”

当然，所有的弟兄都知道那天晚上在汪得富身上发生的故事。

…………

在锅底村我们只待了三天就被分到作战部队。

我所在的连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五团三营七连。我和莫先生以及其他五位弟兄被分在同一个排里。排长叫甘留平，是个陕西人，长得高高大大，一双又细又长的眼睛，整日里笑眯眯的。那天早上，他与连长、指导员一道，步行两个小时亲自到营里将我们接回排里。

排里的弟兄并没有因为我们曾经是他们的敌人，并且当过他们的俘虏而歧视我们。大家完全将我们当作自己的弟兄了。这不，我们人还未到，他们就提前将我们的住宿都安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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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驻地是一个叫蔡家屯的村子，离锅底村有三十多里的路程。我和莫先生住的那家房东姓蔡，是个五十多岁的东北汉子，不仅话多，并且说话的声音特别洪亮。排里的弟兄都称他蔡叔，我也跟着大家这么称呼他。我们刚住进来，他就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与我同岁，另一个比我小三岁，两年前，他将这两个儿子都送到共产党军队的部队里了。他还指着端端正正粘贴在堂屋那张黑色茶几后面墙上的两张纸质奖状告诉我们，说这是他那两个儿子在打锦州时因表现勇敢所受到的奖励。

由于都是东北人，所以莫先生在很短的时间就与蔡叔混熟了，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由于我与莫先生的关系特别好，所以跟蔡叔在一起时也就显得特别放松。那天我偷偷问蔡叔，他那两个儿子是他自愿送到队伍上去的吗？

“是呀，肯定是自愿的呀。”蔡叔叼着烟枪回答道。

“那你为什么自愿呢？”我想起自己迫不得已才当兵的经历，就轻声问道。

“当兵是光荣的事情嘛。所以谁不自愿呢？”蔡叔说。

“光荣？”我不懂当兵为什么就是一件光荣的事。

“为天下穷苦大众打天下怎不光荣呢？”蔡叔咧着缺了牙的嘴巴笑着，仿佛此刻他就沉浸在无限的光荣之中。

“为天下穷苦大众打天下？”我更不懂了。

蔡叔看着我迷糊的样子，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也难怪，你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待久了，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现在你待在自己的队伍里了，时间久了，你就会慢慢明白的。”

确实，在解放军的队伍里待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我仍发现许多与国民党军队不同的地方，并且这些差异让我长时间无法理解，也无法搞明白。比如，他们与老百姓的关系简直太融洽了，用他们的话说，那就是真正的鱼水关系。再比如，他们长官和士兵之间没有一点儿差异，不仅穿的是一样的，吃的也是一样的，甚至有时长官还主动为普通士兵做些本该由普通士兵做的事。还有，他们彼此之间互称同志，好像所有的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志同道合。

说到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莫先生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那是我们到蔡家屯第三天的早上，我们出操回来后，莫先生突然大声叫唤起来，说自己头天晚上换下的内衣内裤不见了。

“你将衣服放哪儿啦？”我着急地问道。

“就压在枕头下面。”莫先生皱着眉头，将床单和被子掀了起来，又低头朝床底下搜寻了半天，仍然没有找到。

“这共产党的部队怎么是这样的呢？难道尽是些小偷？”我低声骂道。

“说不定还真是的。”莫先生气愤得将放在床边的一只小木凳一脚踢到门外去了。

我们正发着牢骚时，甘排长因有事找蔡叔进到我们的房间。当他听完我们所说的事情后，竟然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我和莫先生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好笑。

好一刻甘排长才收住笑，边擦着眼角渗出的泪水，边要我们跟着他一块儿去抓小偷。

我们忐忑不安地出了屋子，随着甘排长走到村头的一条小溪边。这条小溪有十来米宽，从村子的西边向东蜿蜒而来，一路上波光粼粼、水花四溅，充满了无尽的生机。有十几个年轻的姑娘、媳妇正在溪边的石板上忙碌地洗着衣服、被褥。她们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一个个卷着裤腿，挽着衣袖，在早上明媚的阳光下，感觉像一朵朵盛开在小溪边的鲜艳花朵。

甘排长站在小溪边，拢起双手大声喊道：“胡会长。”

随着喊声，一个脸色红润，剪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媳妇从那群姑娘、媳妇中站了起来：“哟，是甘排长。你找我有事吗？”她高高卷着裤腿，白皙的皮肤被冰冷的溪水冻得通红。

“是这样，我们这两位新来的战士发现他们放在枕头下的衣服被人‘偷’了，正着急哩。我想了一下，除了你们这帮闲不住的妇救会的姑娘媳妇敢‘偷’我们的衣服，不会再有其他人了。”甘排长大声说。

那个被甘排长称之为胡会长的年轻媳妇肯定是村妇救会的会长。她听了甘排长的话以后，开始愣了一下，然后就咯咯地大笑起来，直笑得不停地晃动着腰肢，感觉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你别傻笑了，倒是说话呀。到底是不是你们‘偷’的？”甘排长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说道。

“是我们‘偷’的又怎样了？有能耐你到连长和指导员那儿去告我们好了。”胡会长仍在笑着，大声对甘排长说。

“我知道就是你们‘偷’的。但是实话告诉你们，我可不会到连长、指导员那儿告发你们。要告就告诉你们当家的。”甘排长说。

“告诉我们当家的又会怎样？”胡会长问道。

“那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对于你们这种偷窃行为，连长、指导员既不敢骂你们，更不敢打你们。你们当家的就不同了，白天不会对你们怎样，但是到了晚上，就能变着法子收拾你们。”甘排长嘻笑着说。

“好你个甘排长，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时候，胡会长装出一副恼怒的样子，大声喊道：“姊妹们，我们现在就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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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胡会长的大声鼓动，那些年轻姑娘媳妇立即用手捧起溪水，一齐往甘排长的身上直泼过来。甘排长躲闪不及，身上的衣服立即被打湿了一大片。他大声叫唤着，像中了枪的兔子一样带着我和莫先生逃得远远的。

后来甘排长告诉我们，这些姑娘媳妇全是村妇救会的。战时她们像男人一样积极支前，而在平时，她们除了帮部队里照顾伤员以及制作军鞋等事情以外，还顺带着将战士们换下的脏衣服、脏被子什么的偷偷洗干净。

“你们可别小瞧这些姑娘媳妇，她们厉害着哩。如果需要上战场杀敌，她们同样是巾帼不让须眉。”甘排长连连夸赞道。

通过这件小事情，我对共产党军队与老百姓之间的所谓鱼水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这种关系，在国民党的队伍里我不仅闻所未闻，更别谈有亲身的感受了。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弟兄们欺压老百姓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话说回来，鱼水关系从字面上看确实简单，但若落实到实处，不仅复杂，也特别重要。试想想，自比作鱼儿的解放军，若离开了作为河水的老百姓，那他们怎能生存下去呢？任何事物没有根基则无法壮大，而无法壮大则预示着将走向没落和灭亡。现在看来，解放军的根基就是这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老百姓了。

在蔡家屯的那段日子里，我们除了军事训练，更多是进行思想学习。思想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生动，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我们连的指导员姓侯，是个结巴子，大家私底下都称他“侯结巴”。他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即使在非正式场合有些弟兄一时说漏了嘴，直接将他的绰号喊了出来，他也只是咧嘴一笑，从不放在心上。我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讲课时，是在村头的那棵老刺槐树下。全连人席地而坐，专心致志地听他一个人坐在一张八仙桌后面高谈阔论。村里许多无事的老人和小孩也站在四周好奇地看热闹。

那天刚一开讲，他就扳着指头，直接向全连提出来三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一，我们是谁？其二，我们为什么当兵？其三，我们为谁当兵？

对于侯指导员提出的这三个问题，除了我们这些刚从国民党军队加入到解放军的弟兄一言不发，其他的战士都一个个口无遮拦地争着发言。对于第一个问题，有的说自己是农民，有的说自己是工人，也有的说自己是打鱼的，甚至有的说自己是要饭的。对于第二个问题，有的回答说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而当兵，有的说是为了有饭吃而当兵，也有的说是为了有地种而当兵。反正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对于第三个问题，抢着回答的人就不多了，我记得一个长着一张圆脸的小个子战士小声回答，说是为了自己的媳妇而当兵的。因为他的媳妇看着别人家的男人因为当了兵而自豪得像生了个胖小子似的，所以为了自己的媳妇能够自豪一下，他也就当兵了。这个小个子战士的回答引得全场一阵哄堂大笑。

我默不作声地听着大家的发言，虽然感觉他们的答案不仅乱，并且许多都不着边际，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答案多多少少都与侯指导员提出的问题沾得上边，并且也都是发自内心的。由此，对照这三个问题，我却感到分外迷惘，因为我确实还无法找到与自己沾边的正确答案。我是谁呢？冉家坝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小子。我为什么当兵呢？是被狠心的父亲硬生生赶出家门当兵的。我为谁当兵呢？如果我不当兵，村里肯定还有其他的人会被强迫着当兵，也就是说我是顶替别人当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