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安静下来以后，侯指导员才开始正式讲话。刚开始时，他严肃地对大家说：“如果这三个问题都不能回答清楚正确，说明我们的政治觉悟还差得远，仍得继续努力，否则我们与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两样。”

在大家的神情一下变得专注以后，他继续往下讲。“我们是谁？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什么是中国人民？就是那些受苦受难、吃不饱穿不暖的农民、工人、学生以及要饭的、逃难的、打鱼的等，也就是全中国所有的劳苦大众。什么是解放军呢？就是将全中国所有的劳苦大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军队。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将全中国所有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的革命战士。”

“那我们为什么当兵呢？前面我已经说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将全中国所有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的革命战士。那为什么全中国有那么多的劳苦大众会受苦受难呢？因为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压迫他们，有穷凶极恶的资本家在剥削他们，有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在欺压他们，有万恶的国民党军队在镇压他们。此外，还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在屠杀他们。所以，既然我们有责任将所有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当兵的目的就是勇于以自己的牺牲，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去打倒所有的资本家、所有的土豪劣绅、所有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所有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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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情绪激昂的侯指导员已经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他一脸严肃地扫视着大家，大声问道：“大家现在告诉我，我们为谁当兵？”

“为天下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当兵！”全连弟兄的激情突然像喷发的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道。

“对，我们就是为了天下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而当兵！”侯指导员使劲朝桌子上猛拍了一掌，直震得桌子上那只白色的茶缸陡地一下跳起老高。

在这群情激昂的环境中，我的表情虽然始终显得非常平静，但内心里却犹如地底下炽烈的岩浆一样在不住地翻腾冲撞。说句老实话，对于侯指导员所说的那一大番话，我并没有完全听明白，但这一点儿不影响我内心日益膨胀的一种渴望，那就是强烈期待着自己也能为天下的劳苦大众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侧身看了看坐在我旁边的莫先生，他正怔怔地看着前面的侯指导员。从他那执着的眼神里，我分明感觉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激情正在喷薄欲出。

事后我有点儿奇怪，因为平日里被大家称之为侯结巴的侯指导员，那天在说这一大番话时，感觉他并没有打一下顿，更别说结巴过。

那天学习结束后，全连整齐地站在那棵老槐树下，同声齐唱那首让我至今听起来仍然血脉贲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不畏惧，

绝不屈服，

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

听！革命歌声多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

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着最后的胜利，

向着全国的解放！

二、解放天津

我们在蔡家屯只待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开始匆匆忙忙往关内开拔。

侯指导员对这种突然变化明显有点不满，私下里不停地抱怨，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将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了，现在倒好，连喘息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他甚至对我们这些补充到解放军部队中的所谓解放战士有点不放心，担心我们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如果在战场上出现逃跑、变节等变故，他可无法承担责任。

对于侯指导员的这种担心，内心里我觉得有点好笑。不管怎么说，他对于我们这些人还是不大了解。虽然我们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待了那么多年，也经历过无数的腥风血雨，但是如果说到对国民党军队有多深的感情，还真的谈不上。在这些年里，我总感觉自己像激流中的一片枯叶，既没有信念，也没有追求，只能在奔流不息的河水中随波逐流。倒是在蔡家屯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突然觉得自己身处的环境一下变得温暖了，并且感觉自己的脑子像被人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陡地变得清晰明亮了。虽然怀疑和观望的情愫仍时时在我的心头萦绕，但这些肯定不会成为我在战场上逃跑或者变节的原因。

部队在11月底就开始进行紧张的集结，并且配发了相应的武器装备。我和莫先生等一直穿在身上的那身破烂不堪的国民党军服，被换成了崭新的解放军军服。如果单就美观和质地而言，解放军的军服完全不如国民党军服，但是，如果就经济实用而言，解放军的军服就实在多了，不仅厚实保暖，并且穿在身上感觉整个人的身心都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充实和自豪。他们还给我们每人配发了一顶崭新的狗皮帽子和一支锈迹斑斑的日制三八式步枪。我分得的那支步枪确实太陈旧了，准星是歪的，标尺是缺的，甚至连枪栓也拉不开。好在我们整理枪械的能力还不错，这不，我只用了半天不到的时间，就将整支枪擦拭得像新的一样。

莫先生在往枪栓上抹枪油时还不停地嘀咕：“哼，他们还瞧不起我们哩。谁行谁不行，到战场上比试比试就知道了。”

我也有同感，咬着牙，将布满黄锈的刺刀磨得光可照人。

12月初，整个部队就开始往南开拔了。开始乘坐的是火车，途经新民、凌海和锦州，过了葫芦岛以后，因铁路线被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炸毁，大家只得下车步行。我们乘坐的火车是那种被他们称之为闷罐车的铁皮车。一百多号人挤在铺满麦秸秆的车箱里席地而坐。车箱的两头放着两个大木桶，由于沿途除了因躲避飞机轰炸偶尔停顿一下，几乎没有停过，所以大家的大小便只得在那两个大木桶里就地解决。这样，整个车箱里充斥着一股让人作呕的屎臭味。此外，比难闻的屎臭味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从车箱缝隙里钻进来的风雪，吹在脸上，感觉像谁用一把钢丝制作的刷子，正没鼻子没眼地往我们脸上使劲刷着，痛得让人浑身直哆嗦。

从火车上下来以后，一路都是雨雪天气。乌云低垂，北风呼啸，被雨雪浸泡透了的道路松软得像河床边的淤泥。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部队向关内前进的坚定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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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保密的需要，以及时常受到国民党军队飞机的狂轰滥炸，在进入山海关以前，部队一直坚持晓宿夜行。过了山海关以后，可能是平津一带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上面突然命令所有的部队均晓行夜宿。这一突然的变化虽然增加了行军过程中的风险，但行军速度确实加快了不少。在乌蒙蒙的天幕下，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军队伍犹如一条褐黄色的溪流，在崇山峻岭中蜿蜒前行。

在抵达滦县以后，天气逐渐变得晴朗，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和扫射的频率也就越发频繁，几乎从早到晚就没有间断过。有人说这些飞机都是从北平的南苑机场起飞的，如果能够派出一小股部队将这些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飞机全部敲掉就好了。也有人说，还是刮风下雨的天气好，虽然人冻得受不了，但毕竟比这被动挨炸要好受得多。良好的愿望毕竟不能代替残酷的现实。在通过滦县的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翻越一座南北走向的大山时，三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从山的背面悄无声息地猛扑了下来。待我们发现它们时，已经没有时间躲避了。顷刻之间，这三架可恶的飞机，一架跟着一架，紧贴着低矮的树梢，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叫，将密集的弹雨泼洒在我们行进的队伍之中。

我和莫先生猛一抬头发现俯冲下来的飞机时，几乎是下意识地扑到路旁边五米远处的一个土坎下面，整个身子像壁虎一样紧紧贴在潮湿的泥地上，一动都不敢动。与此同时，一颗巨大的航空炸弹在我们刚刚逃离的路面上爆炸了。铺天盖地的泥土夹带着呼啸而过的弹片眨眼之间几乎将我们掩埋起来。我的脑子里立时变得一片空白，五脏六腑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使劲抓扯一样，痛得我无法抑制地发出一连串的惨叫……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一阵急促的呼喊声惊醒了，并且感觉有人正在用手掌轻轻拍打着我的额头：“祸害，祸害，你醒醒。”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莫先生的怀里，他正用焦急的眼神看着我。

“你他妈吓死我了。”莫先生看到我醒了过来，大声骂道。

我感觉全身软软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咧嘴朝莫先生笑了笑。

虽然头仍在一阵阵发晕，五脏六腑也痛得厉害，但在莫先生的帮助下，我总算拄着步枪歪歪斜斜地从地上站了起来。这时，我看到路中间那个半间屋子大小的巨大弹坑还在冒着一股股青烟。东边不远处一棵歪脖子松树下，几个穿着羊皮袄的民工正在挖坑。坑的旁边，一顺摆放着十几具用白布覆盖着的尸体。而在那条翻山而过的简易公路上，快速行进的队伍正川流不息地从我的眼前走过。看着眼前这紧张有序的一切，仿佛刚才那场差点要了我的命的轰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你知道不，他们以为你被炸弹炸死了，正往那堆尸体堆上抬时被我截了下来。”莫先生搀扶着我，随着前进的队伍慢慢往前走。

“我真的像是死了吗？”我有点不相信。

“可不是，全身上下尽是血，一动不动。要不那些民工为什么说你已经死了呢。”莫先生说，“结果我死活将你从死尸堆里拽出来，仔细一检查，身上连皮都没有破一块，那些血水全是其他人溅到你身上的。再一听心跳，哈哈，竟然跳得咚咚有声。”

“要不是你，我现在就被他们活活埋到那堆黄土下面了。”我万分感激地说。

“可不是。”莫先生说，“当时我就一个想法，咱们祸害咋能那样轻易就死了。祸害祸害，千年不败，这句老话还算不算数？”

“那部队的其他弟兄呢？”我突然想起甘排长他们。

“敌机飞走后，队伍就立即出发了。全连死了七个，算你一起伤了五个。甘排长知道你只是被炸弹震晕了后，要我先留下来照顾你，待你复原后再一块儿赶上部队。”莫先生告诉我。

这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军队后遇到的第一个小插曲，虽然九死一生，但因莫先生的细心，我总算没有被他们活埋到那堆黄土下面。算得上是大难不死。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就是那么回事，不仅谁都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并且一个生命的消失，更像一个死去的蚂蚁一样，没有人会多关注一眼，也很少有人会在心里留下悲哀的记忆。

在唐山赶上队伍以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直插天津城西，与其他兄弟部队一道，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整个天津城密不透风地包围起来。

其实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军队早就为抵抗我们的进攻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不仅在城内城外构建了各种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而且在城市的外围挖掘了宽阔的护城河。此外，他们还将护城河外轻武器射距范围内的村庄、树林全部焚毁，以彻底清除影响射击视线的一切障碍。从国民党军队的防守态势来看，他们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誓死决心，即使城池最终不保，也要撬下我们几颗坚硬的牙齿。

然而面对国民党军队拼死一搏的决心，队伍里从上到下并没有将之放在眼里。在东北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使共产党军队战胜一切敢于阻止其前进步伐的对手的信心倍增。在战前动员会上，侯指导员就信心满满地告诉我们，现在整个华北就剩下被围困在北平、天津、塘沽和保定这四座孤立无援的城市里的敌人了，如果我们能够一举拿下天津，不仅能够彻底打乱敌人的整体防御部署，同时也可能促使剩下的敌人在完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主动向我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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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战争的最高境界。既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也使北平这座历史古城免遭战火涂炭，得到有效的保存。”侯指导员挥舞着手臂大声说，“所以，天津我们必须拿下！”

对于整个华北战场上的战争形势我并没有多少兴趣，对于共产党军队所处的有利态势，我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兴奋。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疙瘩无法解开，那就是我总觉得自己现在面对的对手是自己无法割舍也无法释怀的一奶同胞。在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不管谁赢谁输，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的国家以及身处这个国家中的所有老百姓。兄弟阋墙、同室操戈，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所以，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我虽然为了自己能够活下来而不得不违心杀死自己的弟兄，但是，一种无以言状的悲哀情愫始终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内心深处。

清剿外围的国民党军队据点是总攻开始前的序曲。

自12月下旬开始，我们就像一把威力无比的老虎钳一样，有条不紊地将护城河外那些孤立无援的国民党军队据点一个接一个地拔除。不知是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出于有限消耗共产党军队进攻能力考虑，还是现在的国民党军队确实已经处于江河日下、不堪一击的尴尬境地，反正在近半个月的外围清剿战斗中，我们基本上没费多大的周折，很快将整个天津城外西北方向的国民党军队据点一个接一个清剿得干干净净。这些战斗进行的顺利程度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往往在经过连续炮火轰击以后，不待我们发起进攻，那些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的国民党军队弟兄很快就高举着双手，从硝烟中列队走出来，向我们投降了。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唯一一次殊死抵抗发生在天津西北方向的百李庄村，遇到的对手也不是正规的国民党军队士兵，而是两百多名穿普通老百姓衣服的民团。百李庄村是一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地处一座土山的半山腰，山下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估计是基于防范土匪袭扰的原因，这个村子依山建有三米多高的石头砌的厚实围墙，将整座村子严严实实地围在正当中。经过事先侦察，我们知道村子里负责指挥那些民团的是一个叫查仕坚的财主。虽然知道村中只有两百多名民团，但我们仍调动一个营的部队将村子团团围了起来。用甘排长的话说，我们这是杀鸡用牛刀。进攻开始前，营长派一个当地的老百姓向查仕坚传话，希望他能够及时投降。谁知这查仕坚特顽固，不仅将那位传话的老百姓的两只耳朵给割了下来，还放了狠话，说是誓与村子共存亡。结果我们在第一波进攻中，甘排长就挂彩了，左胳膊被围墙后面射出的子弹射了个对穿。此外，还有三个弟兄被打成了重伤。气得甘排长跳着脚大骂。

营长可能觉得在这儿做出无谓的牺牲有点不值得，就调来两门日本山炮对着那围墙猛轰。最终我们只发射了七发炮弹，就将那看似坚固无比的围墙轰塌了一大片。弟兄们呐喊着像潮水一样从缺口里冲了进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民团应该投降吧。谁知恰恰相反，他们非但不投降，反而疯了一样借助村子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地形地物，亡命地用那些老掉牙的步枪、土铳阻止我们的进攻。这种以卵击石的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剩下的二十多名民团全部逃进村子最中间的一座用水泥垒成的碉堡里。在经过十多分钟的劝降无效后，营长就决定用炸药包将这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家伙全部解决掉。在最终牺牲了三个弟兄以后，我们总算将这座碉堡给炸塌了一大半。有七八个没被炸死的民团被我们从废墟里像拖死狗一样拽了出来，其中也包括那个满脸是血的查仕坚。

“狗崽子，为什么不投降？”甘排长用绷带吊着受伤的胳膊，大声骂道。

“投降怎样？不投降怎样？横竖是一个死。活在你们这些共产共妻的共匪手下，老子生不如死。”查仕坚是一个留着山羊胡的高大汉子，他圆瞪着双眼，大声吼道。

“那老子今天成全了你。”甘排长怒不可遏，将驳壳枪的枪口一下顶到查仕坚的额头上。

“别——别乱来。”这时走上前的侯指导员结结巴巴地呵斥道。

“今天便宜了你这小子。”甘排长恨恨地瞪了一眼，悻悻地命令我们，将查仁坚等人押到山下去。

在将城外的据点全部清剿干净以后，根据上级的命令，我们连续进行了六天的土工作业。弟兄们冒着从城里不时射出的冷枪冷炮以及几乎没有停顿过的雨雪，将战壕直接挖到了护城河的边上。以前在缅甸进攻密支那的日本人时我们曾经采用过这种土工作业的方法，不仅可以缩短冲锋距离，同时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部队在进攻开始时的伤亡。今天在天津城下又见到这种熟悉的进攻方法，我和莫先生都觉得格外亲切。

“想不到我们又重操旧业了。”莫先生高挽着裤腿，站在快漫到膝盖的泥水里一锹一锹地往战壕外扔着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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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是。那时我们在一起挖战壕时就数冷莽子的干劲最大。”我同样高挽着裤腿，跟在莫先生的身后用一块厚实的门板固定两边不时下渗的松软泥土。

“在进攻密支那时，冷莽子打死的鬼子比我们两人都多。”莫先生说。

“是的。你知道的，每次打仗他都最不要命。”我说。

“只是他死得窝囊，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土匪的冷枪里。”莫先生叹惜道。

“他这样死了也好，免得像我们现在这样当了俘虏不说，到发起冲锋时，还不知道有没有勇气向以前的国民党军队弟兄开枪射击。”我一脸苦笑地说。

“你说得有道理，我这会儿心里也感觉沉甸甸的。毕竟几年前还在一起拼死打过鬼子。”莫先生痛苦地摇了摇头，然后使劲将一大团泥土扔得远远的。

“我不知道真的打起来时，该如何做。”我试着问莫先生。

“你这不是废话吗？刚到东北时你不也是有这种担心吗？但枪声一响，你顾忌过什么？还不是拼命打死那些想打死你的共产党军队弟兄。”莫先生不满地看了我一眼。

在莫先生的责问下，我一时无语。他说得确实不错，在这十多年的战斗中，只待枪声一响，我就不是我自己了。只是我不知道，这种因枪声所导致的突然健忘，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悲哀。

对天津城的总攻在1月14日上午十时开始。

在四十分钟的炮火准备过程中，我们像无数拥挤在一起的虫子一样，在一人多深的战壕中焦急地等待进攻时刻的到来。我还是像以前那样丢人现眼，炮声开始的那一刻，我就全身不停地往外冒冷汗，再往后，除了不停地哆嗦，胃也开始不住地痉挛，感觉有把锋利的刀子在里面使劲刮扯一样，直痛得我一阵阵地往外吐酸水。莫先生原本黝黑的脸也因为紧张变得惨白，但他仍伸过手来，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甘排长的左手这时仍吊着绷带，他不满地瞪了我一眼，问我怎么了。我知道他肯定在怀疑我是不是怕死，于是有点难为情地朝他笑了笑，告诉他我只是感觉有点冷。

猛烈的炮声还没有停止，前沿阵地上就响起了急促的冲锋号声。随着战壕前面的弟兄们鱼贯般冲出战壕，我也几乎是无意识地像根突然卸去压力的弹簧一样跟着冲了出去。眼前我所看到的一切很难用我所知晓的文字描述清楚。我只是看到，在阴沉沉的天幕下，无数的弟兄们像黄色的海浪一样直朝不远处的护城河扑过去。虽然不时有巨大的爆炸声在我们中间响起，但那掀起的漫天烟尘以及无数在天空中飞舞的尸体碎片，更像是这片海浪中突然泛起的一朵朵浪花，丝毫无力阻止我们前进的速度。而在护城河的对岸，原本历历可数的碉堡、战壕以及密如蛛网的铁丝网，已经被漫天的硝烟和火光完全遮蔽住了。视线之中，感觉有一座熊熊燃烧的火山，正在喷发着灼人的热浪，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凛然不可侵犯地横亘在我们的面前。

冲在最前面的工兵部队抬着十多米长的用门板或者碗口粗细的树干扎成的浮桥，毫不在意扑面而来的枪林弹雨，几乎是机械地扑进水花飞溅的护城河中。在他们的身前身后，无数的弟兄被对面倾泄而至的枪弹打倒在地，但他们几乎是踩着仍在地上挣扎的弟兄们的身子，拖拽着沉重的浮桥，勇猛地将前进的道路在死亡中不停地往前延伸。

我弓着腰身，紧跟着莫先生踏上一条用门板扎成的浮桥。在我们的前面，有七八个弟兄要么是被迎面而来的子弹击中了，要么是在不停晃荡的浮桥上没办法站稳脚跟，最终全部栽进了护城河中。我和莫先生的运气确实很好，面对刮风一样扑面而来的弹雨，竟然没有一颗子弹击中我们。同时得益于我们在兰姆伽接受过美国人严格的浪桥训练，结果我们摇摇晃晃地在晃荡不定的浮桥中飞快地冲到了对岸。在此期间，我依稀感觉到，水花四溅的护城河里满是挣扎的弟兄们，只有那些用肩膀扛着沉重浮桥的工兵弟兄，仍然像一根根岿然不动的桥桩一样，视死如归地站立在逐渐被血水染红的河水之中。

在冲过浮桥的一刹那，我和莫先生几乎同时扑进一座被炮弹掀掉顶盖的碉堡中。碉堡的地面上躺着七八具国民党军队士兵血肉模糊的尸体，散发出一股呛人的血腥气味。我们没有片刻的停顿，就用手中的步枪朝不远处那些在漫天的硝烟和尘土中往城里惊慌逃跑的国民党军队士兵进行射击。这种情况下，三八步枪的优势得到了最极致的发挥，我不停地拉动枪栓，不停地扣动扳机，感觉在我枪口前晃动的每一个身影都被我打倒在地上，几乎无一遗漏。

在我们近乎疯狂地射击的时候，有更多的弟兄冲过了浮桥，然后各自找到自认为理想的藏身之处，加入了我们疯狂的射击。甘排长紧随其后也冲过了浮桥，他可能感觉我们藏身的这座碉堡位置不错，除了自己趴在我们旁边，竟然命令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机枪手将排里唯一的那挺马克沁重机枪也安置在他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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