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停战的日子里

攻占四平以后，我们新一军及其他兄弟部队未做丝毫喘息，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撵着共产党军队逃跑的脚步，向北满攻击前进。共产党军队在节节抵抗过程中，原计划在公主岭一线设防阻止我们进攻的节奏，怎奈我们的速度过于迅猛，以致他们连立稳脚跟的机会都没有，只得放弃公主岭阻击阵地，全线向北溃败，一直退到松花江北岸。我们在顺利攻占公主岭后，于5月23日收复长春，5月24日进驻怀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唯有哈尔滨这座大城市了。一个多月连续不断的进攻，弟兄们虽然一个个疲惫不堪，但面对现在这犹如秋风扫落叶般的胜利势头，大家仍显得特别兴奋。大家知道，只要我们一鼓作气攻占哈尔滨，那共产党军队在整个东北就没有立锥之地了，因为再往北，就不再是我们中国的地盘了，而是老毛子的地盘。

6月初，我们顺利渡过了松花江，并占领了江北岸一个叫陶赖昭的火车站。下一步，我们将以陶赖昭火车站为桥头堡，直接对哈尔滨展开进攻。眼见着胜利将唾手可得了，这时我们突然接到上面的命令，停止向哈尔滨的进攻，除了留一连弟兄继续占据陶赖昭火车站，其他已经过江的部队全部返回松花江南岸。

对于上面停止进攻的命令，弟兄们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许多人牢骚满腹，不停地骂爹骂娘。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我们现在面对的共产党军队惶惶不可终日，犹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只要我们再努一把力，肯定能够将他们全部消灭干净。现在倒好，突然命令停止进攻了，那不是做了放虎归山一样的蠢事吗？后来，经上面不停地做工作、做解释，大家不满的心态才逐渐得到了平复。上面说了，之所以突然停止进攻，这是政治需要，因为此时此刻国民党与共产党正在美国人的主持下进行调停。如果上面谈得热火朝天，而下面打得一塌糊涂，那肯定不合时宜。结果一个叫马歇尔的美国将军亲自命令我们停止对哈尔滨的进攻。

当兵的就是当兵的，不仅头脑简单，对事情的考虑也更加实在。大家在议论了一番以后，对停止进攻的命令也就不再那么怨声载道了。大家认为，消灭共产党军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全国和平，进行谈判也是为了实现全国和平。如果以前一种方式实现全国和平，那将会死更多的人，流更多的血，而以后一种方式实现和平，那肯定不需要死人流血了。两者相比较，以谈判方式实现全国和平肯定更得人心。只是在若干年以后，国民政府在反省失去整个大陆的原因时，对于共产党军队已基本丧失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听信美国人的所谓调停，进而没能一鼓作气将共产党军队赶出整个东北而懊悔不已。认为这一决策上的失误，最终导致失去整个东北乃至整个大陆。我个人认为，虽然这一决策是政治层面上的东西，但是，政治对形势的左右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在6月中旬以后，除了我们师移防长春外围以及怀德等地，其他兄弟部队则继续沿松花江展开，与共产党军队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

我们连驻扎在怀德东边一个叫二里铺的小村子。全连六十多号人分散住在村里三十多户人家里。我们连原来那个身材瘦高的汤世才连长因为在攻打公主岭的战斗中受伤，现在换成一个叫程良松的新连长。程连长是湖北人，脑袋瓜子特精明，但说话非常刻薄，时常将“天有九头鸟，地有湖北佬”这句话挂在嘴边。不知是自喻湖北人精明，还是自喻湖北人奸诈。在驻进二里铺村以后，连里新补充了四十个新兵，以填补在攻打四平以及其后战斗中损失的弟兄。那些新兵一看就知道从没有打过仗的，要么呆板得像块不开窍的石头，任你急得跳脚，他仍是傻里傻气的；要么虚弱得像田地里弱不禁风的蒿草，别说动手打他，就是对他吼上两句，他立马就眼泪鼻涕全流了出来。为了将这些新兵早点训练出来，程连长没少费心血，在停战的四个多月里，成天充斥我们耳膜的就是他那沙哑的叫骂声。私底下弟兄们都笑话程连长的性子急得像只湖北猴子。

新兵来后不久，根据上面的要求，我们连对下层军官进行了调整。莫先生德高望重，成了一排的排长，我和冷莽子因在攻打四平的战斗中立有军功，分别成了莫先生管辖下的一班和二班班长。老话说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对于这些职务上的变动，莫先生、我以及冷莽子都显得无动于衷，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奋和高兴。

人确实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在你已经习惯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以后，陡地将你置身于平和安详、无忧无虑的地方，在短时间内，你还确实感觉有点不适应。这不，在住进二里铺之后的那段日子里，弟兄们一个个像掐了头的苍蝇似的，成天无所事事，不知道做什么好，总感觉心里藏着一团火，特希望找个地方或者找个理由能够痛痛快快地发泄一番。为此，在短时间内，连里连续发生了几起斗殴事件，有几位弟兄被打得遍体鳞伤，只差没有丧命。莫先生偷偷骂道：“一个个生得贱，没有对手时，就开始自相残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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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莽子从来不是省油的灯。他虽然没有参加那些斗殴，但他的所作所为比那些斗殴所导致的危害更甚，因为他竟然将我们所住房子的房东闹得惶惶不可终日了。那房东夫妻俩一看就是安分守己的人，慈眉善目的，连走路的脚步声也放得轻轻的，好像唯恐吵醒了谁似的。只是他们那漂亮的宝贝姑娘不知怎么就被冷莽子给粘上了，以至于后来全家像躲避瘟神一样，迫不得已逃离了村子。

那夫妻俩都是山东泰安人，民国初年闯关东入关后就在二里铺安了家。夫妻俩四十多岁才生下姑娘紫鹃，由于是中年得女，所以自小就将紫鹃视作掌上明珠，真所谓含在口里怕化了，放在掌上怕飞了。那紫鹃当时刚刚十五岁，正是含苞欲放、情窦初开的年纪。长得身材高挑，细皮嫩肉，一根又黑又长的大辫子整理得一丝不乱。特别是她那性情，活泼得像一只刚刚学会展翅飞翔的杜鹃似的，成天甩着那根长辫子，在村子里飞来飞去，笑个不停。

冷莽子好像刚住进紫鹃的家里以后，就对紫鹃上心了。开始只是有意无意地逗着她玩，后来就是买些红头绳或者冰糖葫芦笼络她，再后来就是带她到村边的田野里摘些野花野果，及至最后，晚上也时常将她带到村后的树林子里说些谁也不知道的悄悄话。作为旁观者，我们谁都知道这冷莽子没安好心，但这姑娘由于年纪太小，倒是觉得开心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冷大哥前、冷大哥后的，喊得像蜜一样甜。

眼见着自己的女儿已经走火入魔了，房东两口子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但面对五大三粗的冷莽子，他们又不敢开口说什么。于是找到莫先生，希望他能劝说冷莽子，不要再招惹他们的宝贝女儿。但莫先生婉言拒绝了，他说冷莽子和紫鹃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再说两人情投意合，他不好横加干涉。两口子没办法，又可怜巴巴地找到程连长。程连长对冷莽子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于是将冷莽子喊到连部，好一顿训斥。

我记得特清楚，那天冷莽子从连部回来后，脸几乎变成了绛紫色，全身上下因为气愤而不停地发抖。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喜欢上谁不喜欢谁关他屁事。”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将放地上的钢盔像球一样踢得老远。

“连长与你说了些什么？”莫先生坐在炕沿上，有点幸灾乐祸地问道。

“能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该与紫鹃好。”冷莽子直通通地说道。

“那你怎样回答他的呢？”莫先生笑着问道。

“怎么回答他？我说了，没了紫鹃我就没法活了。”冷莽子说。

“那你考虑了你现在的身份吗？”莫先生问。

“什么身份？”

“当兵嘛。”

“当兵怎么了？”

“既然当兵，那你随时会有三长两短。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你不是害了紫鹃吗？”莫先生盯着冷莽子说。

“笑话，吃鱼还会卡着喉咙哩。只要我们俩愿意，谁能管得着？”冷莽子不满地白了莫先生一眼。

面对冷莽子这不讲道理的回答，莫先生一时无语了。

像冷莽子这样爱得要死要活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看了看他，轻声感叹了句：“没曾想，你们之间还是真感情哩。”

谁知我这句无关痛痒的话一下将冷莽子心中那份憋了好久的怒火给点燃了，他腾地一下站起来，圆睁着双眼盯着我说：“你这是什么话？祸害。今天我在这里对大家说，如果我冷莽子对紫鹃的那份感情是假的，那就让我立马死在以后的战场上——”

大家知道，我是最害怕大家以战场的生死为某件事进行赌咒的。听了冷莽子的话，我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猛地扑上前去，紧紧地抱住了他，两行热泪从我的眼眶里奔涌而出。我一辈子就是这样没有出息，始终无法改变自己情感脆弱的毛病，动不动就无法抑制地流眼泪。但是，我确实是出于好心，我不希望莫先生、冷莽子这些与我相依为命多年的好弟兄，在九死一生的战场上有一丝一毫的闪失。

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阻止冷莽子放纵自己的感情了。冷莽子也落得自在，尽情地与紫鹃整日卿卿我我、出双入对。这种结果只是苦了房东老两口，成天唉声叹气、以泪洗面。

虽然我对冷莽子与紫鹃之间的感情并不看好，但是又从不敢猜测这种不看好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与梅子之间的感情结果，让我知道他们这种感情发展的最终结局，只会在各自的心里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痛。纵使冷莽子比我坚强，比我更重感情，也比我更敢作敢为，但他肯定无法带着紫鹃与他一道行军打仗，更不敢因此而离开队伍。毕竟现在虽然是停战时期，但谁也不能因此肯定战争将会结束，和平顷刻之间就会到来。

我、莫先生以及许多的弟兄都以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态等待那一结局的到来。只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的是，那一结局竟然是以这样一种残酷的形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是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因为下雨，弟兄们全都待在驻地休息。我们连突然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说是东南方向离二里铺七八公里远一个叫姚家屯的村子遭到大股土匪的洗劫，命令我们立即赶过去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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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连长没有丝毫的迟疑，立即带着全连的弟兄们冒雨出发了。

在驻扎二里铺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虽然没有遇到大的战斗，但像现在这种追剿土匪的紧急行动却隔三差五地发生。这主要是因为这一带的土匪太多了，几乎是数不胜数，比如我知道的就有牛头山的刁疤子、黑风岭的段老七、四面山的洪三炮等。这些土匪的组成非常复杂，既有走投无路的农民，也有四海为家的无业游民，而更多是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当过警察或者满洲国民党军队的汉奸。这些土匪穷凶极恶、胆大妄为，不仅肆无忌惮地打家劫舍、鱼肉乡邻，而且对于我们的运输车队以及小股部队，也敢明目张胆地抢。我们虽然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对这些土匪予以一定程度的打击，怎奈周边一带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加之无法有效掌握土匪的行踪，我们的行动不仅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使这些土匪的气焰更加嚣张。

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姚家屯对面那道叫作长蛇梁的山梁时，就看到整个屯子里浓烟滚滚，火焰冲天。姚家屯所处的地势有点特别，整个屯子全部窝在一个山洼洼里，除了对面长蛇梁一带的山势略显低矮以外，其他三面都是林木参天的大山。所以，只要稍稍有点风吹草动，那些土匪如果逃进山里，若想逮住他们，那肯定比大海捞针还要艰难。

从长蛇梁上下来以后，程连长将全连分成了两部分，我们排绕到村子的后面，负责截断土匪的退路，其他弟兄则散开成半圆形向屯子悄悄围了过去。

我们在屯子后面一大片桦树林里刚刚埋伏下来，屯子里的枪声就激烈地响了起来。不到十分钟，我们就看到三十多个穿着各式服装的土匪，背着抢来的财物，拖曳着五六个年轻的姑娘媳妇，往我们埋伏的地方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了。

莫先生叮嘱道：“看准了打，别伤着那些姑娘媳妇。”

眼见着土匪们已经到跟前了，随着莫先生手中的冲锋枪响起，全排弟兄随即将密集的弹雨泼洒到毫无防备的土匪的头上。土匪们被我们的当头猛击一下给打懵了，顷刻间有十几个被打倒在地上。活着的有的吓得瘫倒在地上，有的扭头就往回跑。我们呐喊着，提着枪朝逃跑的土匪追了过去。

那些土匪原本就是一帮乌合之众，除了欺压胆小怕事的老百姓以外，遇着我们这些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那就像鸡蛋碰着了石头，不撞个粉身碎骨那才叫怪。这不，不到十分钟，这些刚刚在屯子里的老百姓面前不可一世的土匪就全部被我们消灭了，总计打死了十九个，活捉了十二个，全连弟兄无一伤亡。那五个被土匪挟持的姑娘媳妇也全被我们解救出来了。

我们正有说有笑地打扫战场的时候，突然被冷莽子一声断喝惊了一大跳：“出来，出来！”

顺着喊声看去，我看到左手边二十来米远的地方，冷莽子平端着机枪朝一棵大松树下的茅草丛大声吆喝着。随着冷莽子的喊声，一个四十多岁、尖嘴猴腮、穿着日本人军服的土匪背靠着那棵松树，畏畏缩缩地从茅草丛中站了起来。没曾想这个土匪竟然抓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挡在自己的面前。他脸色惨白，手里握着的那支左轮手枪紧紧地顶着小姑娘的脑袋，结结巴巴地对冷莽子喊道：“别，别过来，否则，我打，打死她。”

一时间，弟兄们站在原地谁也不敢动弹一下了。

“你放了那姑娘。”冷莽子冷冷地说道，将手里平端着的机枪对着那土匪的脑袋。

“你别过来。”那土匪脸上的冷汗直往下淌。

“你放了那姑娘。”冷莽子咬着牙，恨恨地盯着土匪。

双方正僵持不下的时候，没曾想被土匪挡在面前的那个小姑娘猛地尖叫一声，一下从土匪的手上挣脱了出来。没待我们弄清是怎么回事，土匪手中的枪声响了。我看到冷莽子的身子怔了一下，随即手里的机枪发疯了一样响了起来。他的身子剧烈颤抖着，几乎将整个弹匣里的子弹全部倾泄到那个土匪的身上。随着枪声戛然而止，冷莽子壮实的身体也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

冷莽子是躺在我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只是淡淡地冲我笑了笑。

照以前的规矩，我们应该将冷莽子就地掩埋的。但那天程连长与莫先生商量了一会儿后，决定将冷莽子的尸体抬回我们的驻地二里铺。

我在其他几位弟兄的帮助下，用山上的树枝扎了一个简易的担架，然后将冷莽子放在上面。一路上，我、莫先生还有连里的其他弟兄，都表情肃穆地轮流抬着冷莽子。在这十多里的路程中，我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冷莽子那张已经没有一点儿血色的脸。由于见过太多的死亡，以至于冷莽子的死竟然对我那颗早已麻木的心没有一点儿触动。我只是木然地看着那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心里喃喃地对自己说：他没有死，他没有死，他会随时从担架上坐起来的。

只有莫先生最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他走到我的旁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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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我们回到了二里铺。正如我们所料，紫鹃站在村子前面那棵苦楝树下面等着我们回来。然而，当她看到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的冷莽子时，并没有像我们所料想的那样疯了一样扑向冷莽子，而是像被什么扎了一下似的尖叫一声，然后扭头往村子里跑去。

冷莽子的尸体放在连部前面的空地上时，紫鹃的父母亲也随着村子里的几位老人来看过了。但我明显感觉到那夫妻两个在一连说完几个“可惜”以后，竟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一块在心头搁置日久的石头一下被拿了下来。那一刻，我恨不能冲上前去使劲给他们两个耳光。

当天晚上我们就将冷莽子在村子前面那棵苦楝树下掩埋了。莫先生找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上“冷莽子之墓”五个大字，正正地插在坟前。

更让人气愤的是，在我们埋葬冷莽子的那个晚上，紫鹃和她的父母竟然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村子。

冷莽子的死，让我觉得自己的心突然被人掏走了似的，一下感觉空荡荡的。他对我所说的那句赌咒的话，始终在我的耳边回荡。我不知道冷莽子是以他的死，去印证他对紫鹃的感情，还是以他的死，去打消我们对他的不信任。但我绝对知道，可能是因为年龄小的缘故，紫鹃对冷莽子的感情绝对没有冷莽子对她的那份感情来得真挚和坚定，否则她绝对不会有那种不辞而别的举动。由紫鹃我又想到了梅子。真的，那一刻我还真的怀疑梅子是否仍在苦苦地等待着我的归去。

冷莽子死后半个多月，我们移防到长春东边的双阳镇。双阳是一个人口密集的不出名的小镇，比二里铺要热闹得多。我印象最深的是镇中间那家专门卖马肉的“悦来”小酒店，虽然店里总共只能摆放三张八仙桌，但自早到晚，始终顾客盈门。这主要缘于小酒店的马肉做得好，色香味俱佳，特别是那卤马肠，不仅便宜，味道也好得至今让我念念不忘。我们四川人除了酒麻木，都没有喝早酒的习惯，但感觉这双阳的男人特别喜欢喝早酒。天刚一放亮，许多脸都没有洗的男人就聚到小酒店里，点上一份卤马肠或者马肝、马肺什么的，再叫上二两地瓜烧，相互之间一边有滋有味地吃喝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天，惬意得一个个像神仙似的。到双阳的第二天，我和莫先生就发现了这个好地方，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们隔三差五地往这儿跑，也学着当地人那样，点上一份卤马肠和二两地瓜烧，将自己喝得面红耳赤、天旋地转。我和莫先生的酒量都不大，有几次喝着喝着就伏在桌子上睡着了。还有几次，我们咬着牙将碗里的酒喝完了，相互呆呆地对视着，竟然号啕大哭起来，惊得店里那位长了一脸白麻子的老板大瞪着一双老鼠眼，远远地看着，不知发生了什么。

时间久了，相互之间脸就熟了，那老板就壮着胆子与我们搭讪。没曾想他竟然从莫先生少有的话语中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天我们刚一进到店里，那老板站在柜台里面笑眯眯地与我们打过招呼，然后径直走到莫先生身边。

“我没猜错的话，这位长官肯定是东边五家子一带的人。”老板试探着与莫先生套近乎。

莫先生抬起头，黑着脸朝老板看了好一刻，没好气地反问了一句：“是又怎样？”

老板没想到会讨了个没趣，连连后退：“不敢怎样，不敢怎样。”

我从老板的话里听出了一些玄机，于是趁莫先生到店后的茅房里小解时，向老板打听五家子是哪儿。老板告诉我五家子是双阳东南方向约五十里的一个村子，并且他从莫先生说话的腔调，绝对敢肯定莫先生就是五家子一带的人。“这位长官肯定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要不怎会有那样大的脾气呢？”老板一脸委屈地说道。

冷莽子的死，对于我和莫先生而言，肯定是件特别不顺心的事了。人在不顺心的时候，脾气大这也算正常。所以我打着马虎眼，胡乱安慰了一下老板。只是让我困惑的是，莫先生离家这样近了，为什么不趁现在有如此多的空闲时间，回家去看看呢？但是一连几天，看着莫先生沉默寡言、愁眉不展的样子，我始终不敢将已经涌到喉咙管的这个问题向他提出来。

这样憋闷、压抑的日子一直延伸到这年的10月初以后。这天傍晚，我们喝完酒，莫先生睁着血红的眼睛突然问我：“祸害，你已经知道我的老家是离这儿不远的五家子了？”

我虽然头有点晕，但仍肯定地对他点点头。

“感兴趣的话，明天陪我回一趟老家？”他说。

我再次对他点点头。

当天晚上我们向程连长请过假，第二天一大早就上路了。

一路上莫先生一句话都没有说，一直埋着头走路。只是在中午两点多钟，我们走到一条十多米宽的小溪旁边时，莫先生才指着小溪对面一个大村子告诉我，说这就是那个老板所说的五家子，也就是他的老家。我在小溪边驻足，对这个村子打量了好一刻。这村子确实有点儿大，起码有一百多户人家，灰蒙蒙地占据了好大一片地方。村子坐北朝南，背后是一望无际的大山，村前及东西两边全是种满高粱的旱地。这个时节高粱已经熟透了，红得像一片熊熊燃烧的海洋，行人穿行在里面，连影子都无法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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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国大多数村庄一样，莫先生的老家五家子村头也有一棵古老的柳树。就树干的粗细而言，感觉比我们冉家坝村头那棵黄桷树粗了许多。若就树干上刀砍斧斫的疤痕和稀稀拉拉的枝条而言，眼前这棵老柳树仿佛经历了更多的坎坷和磨难。

村子里的房屋几乎全由巨大的木头搭建而成，每家每户的房前都用树枝围成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向阳处都留有几块小小的菜地，种着大白菜、大葱等时令蔬菜。此外，许多人家墙壁上挂着的各色各样的兽皮，仿佛在告诉来来往往的陌生人，房子的主人除了以种地为生，在农闲时节也偶尔进山弄些山货贴补家用。村子虽然很大，但却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见着什么店铺，所以仍显得冷冷清清的。

我们在许多村民木然的目光注视下穿过村子，直接走向村子最北端唯一一幢由青砖砌成的气派房子。让我吃惊的是，房子前面的两尊石狮子旁边竟然站着两个扛着步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在站岗。我们全副武装的装束让那两个警察显得非常紧张，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明显犹豫了一下，然后朝前走了两步，将步枪横在我们的面前，故作声势地问道：“找谁？”

“找莫存富。”莫先生面无表情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