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莫局长干什么？”那警察仍横着枪问道。

“不干什么。”莫先生生硬地说道。

“不干什么？”那警察歪着头朝莫先生上下打量了一番，“不说清楚干什么，那就不许你们进去。”

莫先生懒得再搭理他们，使劲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推开拦在面前的步枪就往里闯。

谁知这警察还真有点儿不识相，歪歪扭扭地往后退了几步，就开始拉枪栓。然而没待他将子弹上膛，莫先生早伸出手去，一把抓住步枪的枪身，使劲往后一带，那警察哎哟一声，立马连人带枪像饿狗抢屎般扑倒在地上。一直站在旁边的那个稍显年轻的警察脸都吓白了，口里叽里哇啦的不知喊叫着什么，端着枪就往前挡。然而我早就留意着他，在他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我已经将上了膛的冲锋枪硬硬地杵在他干瘪的胸口上了。“再动就打死你。”我恶狠狠地低声吼道。那家伙立时吓得像摊泥一样瘫软在地上。

当我们跨过地上的警察往大门里走时，里面突然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哪个胆敢在门前撒野？”话音刚落，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就站到了大门正中的位置。这人五十多岁年纪，方脸堂，板寸头，额头上的皱纹像用刀刻上去一样又深又密，一双又细又长的眼睛里透出精明和狡诈。他同样穿一身黑色警察制服，宽大的腰带上，别着一支精致的小手枪。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鸽子蛋大小的金戒指，在正午的阳光照耀下，像针一样刺人眼睛。他朝站在门前的莫先生细细打量了一番，突然张大嘴巴惊呼一声：“哎呀，这不是我家家驹吗？”然后张开双臂朝莫先生迎了过来。

然而莫先生好像不认识他一样，厌恶地往旁边一闪，与他擦肩而过以后，大步跨进了大门。

大门里面是一个巨大的院子，像其他的农户家的院子一样，在院墙的墙根下，也辟有几片菜地，一条用青石板铺就的小路从院子正中穿行而过，直通正房。正房堂屋里面那张朱红色的八仙桌子周围围坐着几个穿杂色衣服的男人，看到我们大步流星地走进屋子，都紧张得站了起来。他们的腰里都别着枪。莫先生连正眼都没有瞧那些人一眼，径直走进左手边一间挂着草绿色门帘的厢房。我没有跟着莫先生进到厢房里，而是横端着冲锋枪挡在门帘前面，警惕地看着堂屋里那些惊慌失措的人们。但厢房里面的动静我却听得清清楚楚。

我首先听到双膝重重跪到地上的声音，接着听到莫先生带着哭腔的声音：“娘！”

“是家驹吗？”一个女人颤抖的声音。

“是呀，我是家驹。”

“整整十年了，你可回来了。你看，娘因为想你，将眼睛都哭瞎了。”

“儿子不孝，让您受苦了。”

“娘受点苦没什么，只要你好好活着就行了。”

“放心吧，娘，我活得好好的。”

“这些年兵荒马乱的，你在外面是怎么过的呢？”

“我当兵了，一直在打鬼子。”

“那好，那好。打死了不少鬼子吧？”

“是的，娘。”

“那媳妇和孙儿怎么没与你一道回来？”

“他们在河南时被鬼子冲散了，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那可怜的媳妇、孙儿哟。”随之一阵压抑的恸哭传到我的耳朵。

“……”

我正为莫先生母子的悲戚对话而伤感不已时，那个五十多岁的警察堆着一脸的笑意，想我通融一下让他进到厢房里去。我不为所动，像尊石像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双眼冷冷地直视着他。从他刚才在大门上的激动举止我感觉他是莫先生家里的什么人，但是从莫先生对他的态度来看，莫先生好像对他有着莫大的仇恨。所以，我绝不能对他有丝毫的客气。

“让我进去。”他竟然想往里面硬闯。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同时将冲锋枪的枪栓拉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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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我是他爹。”他急得那张大脸涨得通红，大声怒吼道。

听了他这句话，我犹豫了一下。但看着他那急不可耐的样子和那身让人憎恶的黑色制服，我重新站直了身子。

最后，他在我毫不通融的坚定意志面前彻底丧失了信心，在垂头丧气地蹲到地上的同时，从胸腔里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叹：“我这是造孽哟！”

…………

莫先生与他的母亲待在一起不到一个小时就离开了。穿过堂屋时，他那身材高大的父亲可怜巴巴地想凑上前去与他说上几句话，但他始终都没有拿正眼看他父亲一眼，好像他始终不认识眼前这个人，或者眼前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

我不知道莫先生为什么对他的父亲有如此深的仇恨。

在蹚过那条小溪以前，莫先生一声都没吭。但在蹚过那条小溪以后，他在溪边停了一下，扭过头朝不远处灰蒙蒙的村子看了好一刻。我看到他的眼睛里红红的，并且充满了泪水。我知道此刻他心中充满了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述的痛苦，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在继续往回走的路上，莫先生将他与父亲之间无法化解的仇恨慢慢给我讲了一遍。原来莫先生的家在周围几十里范围内属名门望族。1931年日本人占领东北以后，他的父亲竟然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决意当上了村里的维持会长。在维持会长这个位置上，如果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也罢了，但他的父亲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仅鱼肉乡里，而且协助日本人干了许多搜捕和镇压抗日分子的罪恶勾当。其中引起莫先生与其父亲彻底决裂并最终离开家的那件事发生在1936年的秋天。当时有三个东北抗联的弟兄藏在村后的山洞里养伤，莫先生的父亲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得到了消息，竟然带着日本人将这三个弟兄全部抓走了。在这三个弟兄中，其中有一个是莫先生的亲舅舅，还有一个是莫先生在长春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照理，像我父亲这样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人在鬼子投降后应该没有好下场的，现在他倒好，被政府收编了，摇身一变，竟然成了警察局局长。”莫先生一脸激愤。

“确实没道理。”我附和道。

虽然对政治我一窍不通，但是，对那些在政治包装下的不合理现象确实让我更加深恶痛绝。当过汉奸的人在日本人投降后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继续得到重用，那我们这些与日本人拼死厮杀的人又该得到怎样的对待呢？那我们的流血牺牲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突然想到被土匪打死的冷莽子以及在与日本人搏杀过程中死去的无数弟兄们，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哀涌上我的心头。

二、困守沈阳

自10月底开始，平息不到半年时间的战争又重新开始了。弟兄们私底下议论，这一切都是缘于国共谈判的破裂。对于这一看似不幸的结局，弟兄们并没有感到有多少沮丧或者失望，毕竟在那个年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我们这些当兵的，对所谓的和平既没有感觉，也没有奢望。在所有人趋于麻木的意识里，好像战争以及由战争衍生出的尸横遍野、颠沛流离等诸多不幸，就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

只是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我突然感觉我们曾经威风八面、势不可当的队伍，在神出鬼没的共产党军队面前，一下变得只有招架之功，鲜有还手之力了。这就像两个对决的武林高手，前一回合，对方只有挨打的份，而在接下来的这一回合中，自己竟然沦落到只能穷于应付的境地。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我以及许多的弟兄都感到非常迷惑，是我们战斗力和战斗技能日渐没落了吗？不可能的，我们仍像在印度兰姆伽训练时那样武器精良，士气高昂。唯一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经过停战后近半年时间的休整，几乎已到穷途末路的共产党军队不仅恢复了原有的战斗力，并且在原有战斗力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和加强。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所有曾经强大过的人都会为自己的失败找上一个漂亮的借口或者貌似充分的理由。比如，在抗战前期，我们经常被日本人打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我们的借口和理由就非常漂亮和充分，因为日本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我们不仅在战斗技能上逊色于日本人，在武器装备上也远远落后于日本人。那我们现在的借口和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共产党军队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不仅武器装备有了极大的改善，并且士兵人数也得到大幅度增加。在对共产党军队毫不了解的情况下，除此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理由。

重新开战不久，我们就开始逐渐陷入被动，主要表现在我们除了固守沈阳、长春、四平等几个大城市以外，竟然没有能力像年初那样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强势渡过松花江，一举攻占共产党军队占据的最后一个城市哈尔滨。而反观现在的共产党军队，他们有如一个技艺高超的武林高手一样，时不时趁你不备时捣你一拳，或者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踹上你一脚。而你想瞅准机会找共产党军队决一死战时，却根本不知道他们躲藏在哪里。虽然这些打击并不致命，但是确实让我们始终有如惊弓之鸟一样，左冲右突，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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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作为驻守长春的后续部队，曾多次为解救被共产党军队围困的兄弟部队而在长春和松花江之间来回奔波。虽然我们以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偶尔换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更多是得不偿失的，不仅在奔波途中时常被神出鬼没的共产党军队打了伏击，而且整个部队都显得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确实，那段疲于奔命的日子，我感觉我们的部队仿佛是西班牙斗牛场上的一只蛮牛，虽看上去仍然威风凛凛、势不可当，但却始终被共产党军队牵着牛鼻子。

在这里，我想将1947年春天我们为解德惠之围所做的努力向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介绍这件事呢？因为自重新开战以来，在经历了太多的失败后，这是我唯一记得的少有的一次大的胜仗，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共产党军队趁我军北满军力空虚的机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围攻我们新一军五十师驻守的北满重镇德惠，希望通过占领德惠，进而打开下一步进攻长春的大门。接到上司的紧急命令后，我们新三十师在短时间内集结完毕，然后冒着漫天的雨雪，开始向北进发。这个时候我因为受了风寒，正发着高烧，全身虚弱得连在风雨中站稳脚跟的力气都没有。更要命的是，自入冬以后，我已经被严重冻伤的双手，此时溃烂得像两只被牛蹄子踩烂了的茄子，黏稠的脓血一直在往外流。虽然已经虚弱不堪了，但我仍带好枪支弹药，咬紧牙关，与其他弟兄一道，挤上沾满泥浆的美国十轮大卡。一眼望不到头的卡车紧随着前面开道的二十多辆坦克，在没有片刻停顿的雨雪中，沿着泥泞的道路，艰难地往北开去。坐在车厢里的弟兄们都将头像乌龟一样缩进翻起的大衣领子里，将步枪、冲锋枪和机枪紧紧地抱在怀里。虽然美制的帆布大衣能够隔挡雨水，但在凛冽的北风吹拂下，大家仍然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我的情况更加糟糕，双手早已经失去了知觉，头也一阵阵发晕，只要睁开眼睛，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我整个身子几乎瘫在冰冷的坐板上，随着车子的剧烈颠簸不停地晃动。坐在旁边的一位弟兄感觉到我的情况不大好，好心地将我抱在怀里的冲锋枪拿了过去，并叮嘱我一定要挺住。

从长春到德惠也就一百多公里的距离，若直接沿那条日本人修建的碎石子公路赶过去，半天多时间就可以赶到了。但在以前的几个月中，我们彻底被共产党军队围点打援的那套伎俩打怕了。所以，车队行驶了一半路程以后，上面命令我们从那条碎石子路上下来，沿西北方向一条泥土路继续往德惠方向前进。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这一命令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后来的飞机和地面侦察，在临近德惠那一条横跨公路的山梁上，共产党军队布置了大量埋伏的部队。如果我们不突然改变前进方向，那刚好掉入共产党军队早就设置好的圈套之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军队的战术技能确实比我们高明，他们虽然将碎石子公路方向作为阻击我们的重点，但在这条土路方向他们并没有对我们有所放松。我们在这条泥泞的土路上前进了三个多小时后，队伍的前面就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接着就响起激烈的枪声。整个车队全部停了下来，待在车上的弟兄们也匆匆忙忙跳下车，在路两边各自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不一会儿前面传来了消息，说是遇到小股游击队的袭扰。他们在路上埋了不少的地雷，走在最前面的两辆坦克触雷爆炸了。

这些年来，游击队这个名词我几乎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大家在谈起他们时，感觉他们不仅一个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并且好像无处不在似的。但是，如果从表情以及语气来看，大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仍然充满了鄙夷和不屑。但是话说回来，在那之前，我不仅没有见着一个活着的游击队员，甚至连个死的游击队员也没有见过。

程连长从车上下来后，一直在大声咒骂着。这时候，突然有个传令兵急匆匆从前面跑了过来对他说了些什么。于是他大声吼叫着命令全连紧急集合，并让司机将空着的车辆开到路边上后一并参加战斗。

我们的任务非常简单，从公路的正西方向直接插到西北方向那座小山的背后，彻底截断那些游击队逃跑的后路。

对于这一任务，全连弟兄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反而显得有点兴奋。只有我一个人有气无力地跟着前进的队伍，步履蹒跚地往那座小山的背后跑去。

其实我们的意图十分明显，那些固守在山上的游击队肯定早有察觉。好在我们队伍前面的弟兄们在强大火力的支撑下，像蛇一样紧紧咬着他们不放，这种情况下，他们想跑也没办法跑了。我们很快就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将那座小山团团围住了。

这座小山并不高，长满了低矮的松树和白桦树，人藏在里面若隔得稍远点，还确实难以发现。我们呈战斗队形爬到半山腰上时，山上就有零星的枪声开始向我们射击了。从枪声判断，这些游击队使用的除了日本人的三八步枪以外，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中正式步枪。他们甚至连一挺机枪都没有。弟兄们从枪声中仿佛猜透了这些游击队的能耐，胆子就显得大了。在刚刚看得清山顶时，程连长就挥舞着手枪，大声吆喝着让弟兄们往上冲。然而在弟兄们刚直起身子的时候，有五六颗手榴弹从不远处一块大青石后面飞了出来，直接落在弟兄们中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有七八位弟兄立时被炸得飞了起来。爆炸声还没有平息，那些零星的步枪射击声再次响起，并且有几位弟兄被击中了，痛得在草丛中不住地翻滚。大家吓得全趴在地上，朝山顶方向胡乱地开枪。程连长的脸被一块弹片撕开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他血流满面地躲在一棵松树后面，让那几个正手忙脚乱架设迫击炮的弟兄赶紧向那块大青石后面射击。随着一连声的爆炸声响过，山顶上射击的枪声变得越来越稀疏，乃至后来完全停了下来。这个时候，所有的弟兄发一声喊，一鼓作气地冲到了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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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看清山顶上的一切，突然发现有几个人影正发疯了一样往北面山腰上的树林里跑去。没有人下命令，全连弟兄们手中的枪就犹如刮风下雨般向那几个人影射击起来。那几个人像被土铳打中的兔子一样，全部栽倒在山坡上。

接下来的一幕让我们都有点悚然。五六个农民装束的男男女女的躯体，被炸得支离破碎地散落在那块大青石上面或者蜷缩在长满杂草的石头缝里，几支折断的步枪和两把沾满泥土的砍刀斜插在松软的泥地上。还有一床被草绳扎着的破旧棉被在绵绵细雨中冒着青烟。在大青石不远处一棵细小的松树下，一位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的老者还没有咽气。他斜靠在一块满是棱角的石头上，满身是血，怀里紧紧抱着一位半边脑袋已经被弹片削掉的年轻小伙子的尸体，正用仇恨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们。程连长被老者仇恨的眼神激怒了，他捂着脸上的伤口，大声咒骂着，一连向老者补了两枪。老者虽然吐着血沫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但他那散射着仇恨光芒的眼睛却至死都未闭上。

从老者不舍不弃的表情来看，我毫不怀疑，他怀中的那位小伙子除了是他的战友，肯定还是他的亲生儿子。至于其他的死者中，有没有他的亲生姑娘或者侄儿侄女什么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呀？在这个时候，虽然我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我却真实地为我自己以及所有弟兄们日后所面临的处境感到害怕。老话说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不仅表现的是一种战胜一切对手的能力，更是一种蔑视一切对手的精神。

这次短暂的战斗我们确实得不偿失，我们连虽然打死了十一个游击队员，但却损失了六位弟兄，还有五位弟兄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在返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显得非常沮丧，对付这些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我们尚且如此狼狈，如果遇到正规军，我们的结局肯定会更加悲惨。

重新回到那条泥泞的土路上以后，我们遇到了更多的困难。首先是我们有三位开车的弟兄在山上的战斗中被打死了，结果我和莫先生以及其他一位会开车的弟兄只得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司机。现在想来，在印度兰姆伽学会开车这门手艺还是大有益处的，最起码在危急关头能够起到救火的作用。后来，在整个车队继续往前面行进了一个多小时以后，由于共产党军队将原本泥泞不堪的这段土路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结果除了坦克以外，其他的大小车辆根本无法通过。大家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不知是谁急中生智，要求大家将大小车辆像串蚱蜢一样，每四辆连成一串，再由一辆坦克在前面牵引，最终生拉硬拽着通过了这段将近三百多米长的烂泥坑。

我们的进军速度和进军方式完全出乎共产党军队的意料，为了避免被我们用这种反包围的方式包围在德惠城下，他们只得在付出巨大的牺牲以后，心有不甘地撤去了对德惠城的包围，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撤到松花江江北。

当我们解围的部队与坚守的部队在德惠城的废墟里会师时，弟兄们相互拥抱着，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也难怪，坚守德惠城的弟兄们能够在几倍于己的共产党军队连续三天的猛烈进攻下保证城池不破，充分展示了他们强大的战斗能力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当然，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解围的援军及时赶到，他们能否继续坚持下去，谁也不敢猜测。

毫无疑问，德惠城的坚守和解围之战，是我们新一军在近三年的东北战场上，除了攻克四平以外，取得的另一重大胜利。为此，我们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特别嘉奖，其中坚守德惠城的五十师一四九团被蒋委员长亲自赐名为“中正团”。而在停战之前即驻守陶赖昭火车站的那一连弟兄，竟然在共产党军队连续二十多天的猛烈进攻下，保证阵地不丢失，更是创造了国民党军队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连同样被蒋委员长亲自赐名为“中正连”。

虽然在停战结束以后，我们始终处于四处防守的被动局面，并且我们也遇到许多让我们感到恐惧的人和事，但是，我们毕竟是曾经雄视天下的“天下第一军”。现在我们虽然像是一只掉落在泥淖中的核桃，看似狼狈不堪，但是共产党军队若想一口吞下我们，仍得需要咬钉嚼铁的牙齿和能够消化一切的好胃口。在德惠保卫战祝捷大会上，我以及众多的弟兄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在接下来的战局中，感觉我们好像陷入了更加被动挨打、穷于应付的境地。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接二连三地丢掉了德惠、怀德、铁岭等驻守多时的外围城市，并且在保卫这些城市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丢盔弃甲、损兵折将。更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是，我们不能分兵驻守或者随意行动，否则，不说整团的队伍，甚至整师的队伍，往往在转瞬之间就被共产党军队团团围住，最终被消灭干净。及至最后，我们好几十万人只得像刺猬一样，龟缩在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几个大城市之中。这种刺猬似的战术看似能够防止兵源的快速消耗，并且在时机成熟时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最终卷土重来。但是，即使是我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士兵，也为这种战术感到深深的担忧。不说几十万人龟缩在仅有的几座大城市里吃喝都存在困难，而且存在随时面临被共产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击破的巨大风险。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那段时间我真的感觉我们就像是菜盘里仅存的几块肥得流油的红烧肉，共产党军队正志得意满地拿着筷子，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我们。他们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好恶选中其中的一块，用筷子夹住，放进嘴里嚼烂，然后惬意地吞进肚子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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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军队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在广阔的东北大地上，他们好像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他们就像一头头嗅觉灵敏的饿狼，一俟我们有丝毫的疏忽或者懈怠，他们在顷刻之间就会群起而攻之，没待我们回过神来，就会被他们的尖牙利爪撕得粉碎。

在德惠解围以后的日子里，噩梦好像如影随形般紧紧地跟随着我们，让我们成天有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这段时间确实是让我最难熬的日子。不间断的左冲右突和零星的战斗，我还能咬牙忍受，关键是心中的惶恐和迷惘却无处诉说。以前与眼镜连长、莫先生和冷莽子他们在一起时，我还有机会向他们倾吐一下心中的诸多不适，借以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困惑。现在倒好，眼镜连长不知身在何处，冷莽子死了，仅存的莫先生单从表情上看，好像比我更加痛苦和迷惘。自从那次回过老家以后，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板着一张又黑又瘦的脸，也不与人说话。并且脾气也变得坏了，稍不如意，就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对人发火，以致大家像躲避一头怪物似的，远远地躲着他。

这年的12月初，根据上面的命令，我们新一军由长春调到沈阳布防。从长春到沈阳之间这段不长的路途中，共产党军队对我们的袭扰几乎没有停顿过。他们不仅毁坏了两座城市之间的铁路，而且连那条原本破烂不堪的公路也被挖得坑坑洼洼。三天的路程，我们整整走了六天不说，沿途还死了不少的弟兄。说起来可怜，面对共产党军队不间断的袭扰，我们竟然不敢像以前对付游击队那样，调派相应的部队予以主动的追击和剿灭，因为我们的小股部队只要短时间脱离大部队，较好的结局会被共产党军队打得鼻青脸肿地逃回来，不好的结局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不知所终。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沈阳以后，驻扎在城南的广兴寺一带，紧挨着浑河和现在的东北大学。这个时候我们新一军的最高长官已由原来的孙立人将军换成了潘裕昆将军。不管从哪方面讲，潘裕昆将军与孙立人将军一样，是一个有抱负、有责任感的将军。在抵达沈阳后不久，他即向全军明确表态，要重振新一军在缅甸打日本人时的雄风，绝不能让曾经的虎狼之师毁在他的手里。许多事情说起来非常容易，但做起来却特别艰难。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谁都知道，一个部队的战斗力除了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士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现在的新一军早就不是缅甸战场上那支横扫千军如卷席般的天下第一军了，因为现在全军的士兵有五分之三都是从其他兄弟部队或者从全国各地征集的新兵改编而成。原有的那些在印度兰姆伽训练有素的士兵，要么在战斗中阵亡受伤，要么被改编到其他部队，剩下的虽然战斗力依旧，但是毕竟人数太少。杯水车薪，肯定不能解燃眉之急。所以，在我们抵达沈阳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对这些新兵以及其他兄弟部队士兵的战术训练。既然进行战术训练，那就需要相应的训练场地。这个看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并且导致我们的训练计划最终半途而废。

由于在沈阳城的外围，共产党军队的袭扰活动日趋频繁，窘迫之中，将成千上万的新兵调到城外去训练根本不可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上面最终无可奈何地决定，将广兴寺外、沿浑河一线开辟为临时的训练场。毕竟这一片区域当时仍属我们的实际控制范围。这片区域离我们的驻地不远，并且又可避免城外共产党军队的袭扰，对我们而言，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那个初春的早上，当负责训练的长官将我们带到划定的训练场时，所有的弟兄全都傻眼了。站在一个不大的山包上，映入我们眼帘的竟然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远远看去，在残存的积雪中，这一大片刚开始抽穗的麦田犹如一幅精美的山水画卷，绿色和白色是其主调，而零零星星点缀其间的房屋、树木以及从中蜿蜒而过的浑河，更是使这幅精美的图画生动万分。如果我们贸然踏入其中，肯定犹如暴殄天物。然而，那些负责训练的长官丝毫没有考虑弟兄们的顾忌，一声令下，我们只得畏畏缩缩地踏进这幅美丽的画卷之中。由于大多数弟兄来自农村，知道自己脚下每踩毁一株麦苗将预示着什么，所以，在接下来的跑操、队列训练以及搭建训练器具的过程中，大家就像踏进了一片地雷阵似的，每一步都迈得小心翼翼、心惊胆战。那些长官们对我们的表现非常不满，不停地大声责骂，甚至动手打了几个胆小怕事的弟兄，但始终无法调动大家的训练激情。

中午时分，麻烦终于来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至少有五百多名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涌入了训练场。他们既不吵也不闹，只是默不作声地跪在我们的面前，任凭我们如何劝说解释，他们只是执拗地跪在满是泥浆的麦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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