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哪里。谈不上高升，谈不上高升。”眼镜连长客气地摆着手，与我们一道，一仰脖子，将满满一杯酒喝了下去。

酒过三巡以后，眼镜连长原本白净的脸已经变得有点潮红了。他突然压低嗓子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次上面调我们到东北干什么吗？”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到东北去干什么。这时莫先生干咳了一声，盯着眼镜连长说道：“大家都在背后嘀咕，说是去从老毛子手里接收东北。但不知这句话是真是假。”

“你这话也算是真实的。”眼镜连长表情凝重地说，“但最大的可能是与抢占东北的共产党兵戎相见。”

“你是说，我们有可能与共产党开战？”我的心里一哆嗦，酒杯里的酒也给洒到桌子上了。

“可不是。听说先期到达东北的兄弟部队已经与共产党干上了，由于兵力不足，才决定将我们新一军临时调过去。”眼镜连长说。

“才打完日本人，现在又要跟共产党打。打到何时才是尽头哟。”莫先生长长地叹息一声，自顾自地将一杯酒倒进口里。不知是酒太烈了，还是心里太苦，莫先生的眉头这时已经拧到一块儿了。

“毕竟都是中国人呀，有什么事不好商量的呢？”一直没吭声的冷莽子脸上也堆满了愁云。

“你说得有道理，但不打又不能解决问题。”眼镜连长也长长地叹一口气。

大家一时无语，各自喝着闷酒。过了好一刻，一直坐在旁边没有吭声的陶成达突然说了一句：“能不能不去东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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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傻呀？”陶成达的话刚一出口就被冷莽子给打断了，“你这不是找死吗？”

“莽子说得对，这话是不能说的。”眼镜连长告诫陶成达，“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面要你打谁你就只管打。如果你说了，肯定会有通共的嫌疑，那最后的结果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陶成达哭丧着脸说。

“确实是没办法了。”眼镜连长表面上看似在安慰陶成达，但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做糊涂事。

这天的小聚原本是一件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但由于涉及的话题过于敏感，结果让大家的心里都像揣了块铅疙瘩似的，显得异常沉重。分手时，眼镜连长再三提醒我们，在战场上一定要特别小心，争取弟兄们还有重新相聚的机会。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恩恩怨怨，少发评论也少发牢骚，凡事随大流，上面让怎么做就怎么做。

大家站在驻地大门口，目送着眼镜连长驾驶的吉普车消失在黑暗中，心里陡地感觉被掏得空空荡荡的。这个时候，我们谁也不能预料在没有眼镜连长的情况下，我们将如何走完后面的路。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合眼，脑子里老在回想眼镜连长与我们在一起的无数日日夜夜。在黑暗中，我看了看旁边的莫先生和冷莽子，他们也在地铺上翻来覆去。他们与我一样，也是满腹心事。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始终都记着眼镜连长所说的“争取弟兄们还有重新相聚的机会”那句话，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再次见着他已经是七年以后的事情了。相聚的地点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的基隆。那时的我，也不再是国民党军队士兵，而是一名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眼镜连长虽然还是眼镜连长，但那时的他已经是一位落寞的国民党军队少将师长了。至于莫先生、冷莽子以及陶成达，他们则早已不在人世。

确实，世事难料，人生莫测！

然而，眼镜连长告诫我们的“少发评论也少发牢骚，凡事随大流，上面让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句话在第二天就得到了应验。

那天晚饭过后，新来的营长召集我们全营在操场上集合。新营长姓崔，讲一口浓浓的江浙话。从他那高挑、笔挺的身材上看，肯定经过军校正规训练过。在讲话时，他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始终像锥子一样盯着下面的弟兄们，让大家的精神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其实所有的真正军人与那些官僚在言行举止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既不拖泥带水，也不啰里啰嗦，每句话都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充满了激情和干练。至今我还记得他的部分训话内容：

“……不管是在国内战场，还是在缅甸战场，我们新一军以自己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充分证明我们是党国的中流砥柱。现在，鬼子虽然投降了，但我们仍面临着许多的挑战，需要我们在战斗中继续发扬牺牲精神，坚忍不拔地迎接一个又一个胜利。国父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收复东北，消灭每一个敢于阻挡我们前进脚步的敌人，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光荣任务。所以，为了实现国父中山先生的遗愿，为了我们新一军的荣誉，我们应该勇往直前，绝不能懈怠，绝不退缩……”

崔营长的一席话，将在场弟兄们心中的激情一下点燃了。大家在瞬间就将心中的不满和激愤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个个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我毫不怀疑，这时候面前若有刀山火海，只要崔营长一声令下，弟兄们就会眼都不眨一下地勇敢冲上去。多少年来，许多人都说我们中国人缺乏激情，如果他们看到当时的场面，肯定不会说这样的话。

但是当天晚上驻地里仍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营里有两个弟兄竟然当逃兵溜了。崔营长大发雷霆，命令全营出动搜索，并且严令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崔营长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根据那两个弟兄逃跑的时间以及驻地周围的环境，很快决定将搜索重点放在越秀山上。于是全营的弟兄们一个个荷枪实弹，很快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将整座越秀山围得水泄不通。怎奈山上树木茂盛，建筑太多，以至于弟兄们打着灯笼火把，汗流浃背地搜了两个多小时，仍没见到那两个弟兄的身影。崔营长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吆五喝六地骂了这个又骂那个，说若逮住那两个家伙，非要给他们点天灯不可。

山上的所有山包我们几乎全都搜了一遍，但仍没搜寻到那两个弟兄。大家就有点儿泄气了，开始有人找地方坐着喘粗气，借以恢复一下体力，也有人注意力不像以前那样集中了，显得懒洋洋的。难道那两个家伙上天入地了不成？眼见着到了那座山门紧闭的观音阁了，一直骂个不停的崔营长突然一激灵，命令大家将这座有着高大围墙的破庙给包围起来。庙里五十多位和尚全被我们赶了出来，一个个睡眼惺忪地站在大雄宝殿前的空地上。暗淡的月光下，那些光着头的和尚一个个犹如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鬼魅。大家将庙里的每个角落都搜了个遍，仍是一无所获。崔营长垂头丧气地带着大家正准备离开时，不知他的哪根神经被什么东西绊动了。突然收住已经跨出山门的前脚，带着大家又风急火燎地折回到大雄宝殿前面，将那些仍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的和尚重新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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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火把点亮了，一个个仔细看，老子就不相信他们能够上天入地。”崔营长用枪指着那些和尚大声命令道。

于是弟兄们大声答应着，将那些和尚赶到一块儿，又将手中的火把凑近他们的面孔，一个一个对着看。没曾想崔营长这一招还确实管用，这不，还没对上两个和尚，就有两个人影突然一把推翻一个拿着火把的弟兄，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窜入大殿后面的黑暗之中。

“跑了，跑了。”弟兄们大声喊着，随即跟着追了过去。

大雄宝殿后面是一座歪歪倒倒的藏经阁，再后面就是两人多高的山墙。我们赶过去时，那两个弟兄正在高大的山墙下面急得团团转。现在他们是插翅也难飞了。也难怪，这两个弟兄与我们一样都剃着光头，现在穿着一身只有和尚才穿的青灰色袍子，黑暗中混在一堆真和尚里面，还确实难以将他们区分出来。

大家端着枪，将这两个惊慌失措的弟兄围在山墙下面。

“你们跑呀，跑呀！”崔营长咬牙切齿地盯着那两个弟兄。

那两个弟兄显然被眼前的阵势吓住了，全身像筛糠一样不住地哆嗦着。

“告诉大家，你们为什么当逃兵？”崔营长大声问道。

在沉默了一刻后，黑暗中有个声音颤抖着说道：“我们并不想当逃兵，只是，只是我们不愿意打内战。”

“愿不愿意打内战，是你们说了算吗？今天不枪毙你们，就不能震军威。”崔营长大声说道。没容周围的弟兄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从身边一位弟兄的手中夺过一支冲锋枪，瞬间将弹匣里的子弹全打到这两个倒霉的弟兄身上。黑暗中我只看到这两个弟兄像被扔出水面的鱼一样，在长满苔藓的地面上抽搐了几下，然后就纹丝不动了。

“老子让你们跑。”崔营长朝这两位弟兄的身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命令道，“将这两个家伙拖回去示众。”

这两个弟兄血肉模糊的尸体像死狗一样被扔在操场对面的墙根下面。早上出操时，崔营长特意命令全营的弟兄列队从尸体旁边走了一圈。这两位弟兄的身子被密集的子弹打成筛子眼了，清晨灰蒙蒙的阳光照在他们青灰色的脸上，看上去异常恐怖。很显然，崔营长是在杀鸡给猴看。

早操结束后，陶成达私下告诉我，他认识其中一位弟兄。他说这位弟兄是西南联大的一位大学生，是自愿投笔从戎参加驻印军的。在攻打密支那和八莫的战斗中因表现英勇，还得到一枚什么奖章。

“怪了，打鬼子时死都不怕的人，现在怎么当起逃兵来了？”陶成达一脸迷惑。

我当时与陶成达一样，同样是一头雾水。但是，若干年以后我总算明白了个中缘由。就当逃兵的事由而言，有些人是因为怕死而当逃兵，而有些人则是因为信念不同而当逃兵。我相信这两位弟兄是因为后面一种原因而当逃兵的。由此我想到自己的悲哀，我既无信念也怕死，所以只能别无选择。

只是我们私底下都觉得这崔营长确实有点心狠手辣。

在出现逃兵事件的第三天早上，冒着如丝的细雨，我们从广州黄埔港登上了一艘大得让我无法想象的美国运输舰。在巨大的军舰上，我感觉我们一个个渺小得像装在一只巨大箩筐里的一颗颗微不足道的高粱米。虽然我们的精神都有点儿压抑，但一连几天面对着眼前这浩瀚的海洋，心中的压抑也就变得淡然了。确实，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当时我就在心底里对自己说，随他去吧，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第十天，我们乘坐的军舰抵达了秦皇岛。

秦皇岛比广州的黄埔港要大得多，湛蓝的天幕下，一眼望不到边的码头上靠满了各种各样悬挂着美国国旗的船舶，有高昂着炮口的军舰，也有体型巨大的运输舰，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登陆艇。这些停靠在码头上的船舶都显得非常繁忙，坦克、装载货物的车辆以及由卡车拖曳着的大炮，络绎不绝地从船上经由那些宽大的跳板行驶到码头上。离码头几千米远的锚地上也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舶，它们巨大的烟囱浓烟滚滚，正在焦急地等待能够靠泊的码头。

在印度和缅甸那段时间，我们与美国人有充分的接触，对于他们提供各种先进的武器和充足的后勤保障帮助我们打击日本人，在内心里我们谁都充满了感激之意。毕竟在我们抵御不可一世的外敌时，他们给予我们最需要的帮助。但是现在，在我们面临同室操戈之时，他们为什么不出手化解兄弟之间的紧张矛盾，而是竭尽全力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呢？美国人这一明显拉偏架的作态，难道也是眼镜连长所说的政治需要吗？我不懂，我相信许多弟兄与我一样不懂。

从船上下到陆地上以后，我们几乎没有片刻的停留，就乘车直接朝东北边开拔。沿途虽然时不时看到修在公路边或者险要关隘处的大大小小碉堡，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日本人或者传说中的共产党，更没有遇到一丝一毫的抵抗和骚扰。东北的气候与南边确实有着天壤之别，虽然已经是三月中旬了，天气仍然冷得让人受不了。这儿的阳光看上去虽然同样清澈明亮，但照在人的身上却感觉清冷清冷的，仿佛徒有光亮而没有热量。视野之内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光秃秃的树木在微风中有气无力地摇曳着，成群的野狗在路边的草丛中窜来窜去。沿途见着的老百姓都戴着厚实的狗皮帽子，穿着宽大的羊皮大衣，一个个远远地站在路边，用漠然的眼神看着我们这股钢铁洪流在漫天的灰尘中机声隆隆地往前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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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呆滞地挤在美国十轮大卡车上，脸上、脖子上以及半新不旧的军服上落满了一层浅黄色的泥土，一个个看上去像刚从泥地里刨出来的泥塑。这个时候，我更加感觉我们所有的弟兄，只不过是眼前这股一往无前的钢铁洪流中的一个不起眼的零件。我们没有思想，没有知觉，只知道机械地随着这股钢铁洪流的涌动而涌动。至于下一步我们会到哪里，以及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人和事，没有人会耗费精力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经过锦州、辽中等大小城市以后，在第六天的傍晚到达了沈阳。

沈阳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也漂亮得多。宽阔笔直的街道从我们的脚下一直安静地延伸到远方。街道两边种满了高低错落的树木，夹杂其间的玉兰花，在光秃秃的枝头上已经长出了醒目的花骨朵了。街道两边不同风格的楼房虽不高大，但却非常整齐干净，感觉并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洗礼。整座城市里看不到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更看不到像我们进入广州时那热烈的欢迎队伍。我们只能从树木的缝隙里以及从那些不起眼的小巷子口里面，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许多的老百姓，正用怀疑和胆怯的眼神偷偷打量着我们。看到如此落寞的场面，我的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强烈的失落感。作为收复失地的中国军人，并没有受到中国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个中滋味确实让人不好受。

这天晚上，我们在城里露天宿营。原本以为经过长久的舟车劳顿，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个晚上，谁知在睡袋里睡到半夜时分，我们被一阵杂乱的枪声惊醒。从枪声的密集程度判断，那只是小股部队在进行交火。在经过一阵慌乱以后，有人告诉我们枪声是从火车站方向传来的，那边苏联红军正在乘火车撤退，不定是他们在开枪。谁也不知道这消息的真假。大家正议论时，崔营长突然乘着吉普车赶了过来。他告诉大家，刚刚接到上司的命令，全营即刻全副武装赶到火车站维持秩序。

我们乘坐卡车不到十分钟就赶到了火车站。站前宽阔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地面上散落着一摊摊的垃圾，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焦臭味。负责给我们带路的一个穿黑色制服的当地警察带着我们径直到了站台上。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并不宽阔的站台上竟然一顺排着四辆苏制坦克，粗大的炮管以及炮塔上的机枪均朝向铁路的侧边。坦克后面的铁轨上停满了一节节火车车箱。这些车箱太多了，谁也一时无法数清楚，只能感觉到它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沿着铁轨向车站两边远远地延伸过去。这些车箱有的是封闭的闷罐子车，有的则只是简单的平板车。那些闷罐子车里装的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那些平板车上所装的东西则是一目了然。有的是钉得严严实实的巨大木箱子，有的是堆成小山似的麻袋，更多的是形态各异的机器设备。在其中的几个平板车上，整齐地摆放着十几辆小轿车。在昏暗的灯光下，这些小轿车散发着暗淡的光泽。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离我们最近的那辆平板车上放着的两座石狮子。这两座石狮子过于巨大，它的下半部分用白色的木板围着，中间部分用草席紧紧包裹着，而狮子巨大的头颅则整个露在外面。

我们进到站台上时，有十几个戴着钢盔、挎着转盘冲锋枪的苏联士兵悠闲地站在坦克周围。在他们不远处的水泥地面上躺着五六具穿着杂色服装的尸体。那些苏联士兵对于我们的到来，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一样。

那个警察径直走到一个戴大檐帽的苏联军官面前，嘀嘀咕咕地用俄语说了些什么以后，又匆匆忙忙地折了回来。他告诉崔营长，二十多分钟以前，有五十多个土匪企图抢劫苏军的战利品，结果被他们打退了。躺在地上的那几具尸体，就是被打死的土匪。

“没事了？”崔营长问那警察。

“没事了。”那警察回答说。

准备往回走时，崔营长朝眼前黑压压一大片的车箱打量了半天。问那个警察：“你刚才说眼前这些东西全是苏军的战利品？”

“是的。”那警察说。

“那这对石狮子也是战利品吗？”没想到崔营长也留意到这对石狮子了，皱着眉头问道。

那警察想了一下，说：“我记得它原来摆放在议会大楼前面，应该不算战利品的。但老毛子说它是就是了。你看见了，装在火车上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战利品，我们中国人说了不能算数，只有老毛子说了才能算数。”

“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了不能算数呢？”崔营长有点不高兴了。

这警察明显愣了一下，然后悻悻地笑了笑说：“长官你别生气。在东北这片土地上，我们中国人还确实说了不能算数，以前是日本人说了算数，现在是老毛子说了算数。至于下一步是谁说了算数，我心里还真没个准。”

这下轮到崔营长不知说什么好了。他憋了好半天，最后才恨恨地骂了一句：“真他娘辱没了祖宗！”

我知道那警察说的老毛子，是东北人对苏联人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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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以为可以回去继续睡觉了。谁知刚返回到车站前面那个臭哄哄的广场上时，右边不远处又传来几声枪声。

响枪的地方是车站的候车室，也就紧挨着广场。我们赶到那儿时，候车室里面已经乱成一团，哀求声、哭喊声响成一片。就着四周朦胧的灯光，我发现偌大的候车室里面挤满了大人和小孩。仅从那一大片黑压压的人头判断，肯定不会少于八九百人。从五颜六色的衣着和胡乱堆放的行李上看，这些人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但是，让人吃惊的是，许多男男女女都穿着日本人才穿的宽大和服。在候车室大门口那儿，我们发现有五六个戴钢盔的苏联士兵正在抓扯几位穿着宽大和服、脑后绾着大大发髻的女人。几个同样穿着和服、年纪稍大的男人正可怜巴巴地向那几个苏联士兵哀求着什么。而在人群的旁边，有三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呆呆地端着步枪，无可奈何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都他妈给我住手。”崔营长大吼一声，啪地朝天上放了一枪。

整个候车室里立时安静下来。

稍稍过了一刻，一个身材高大、长着一脸横肉的苏联士兵径直走到崔营长的面前。他居高临下地用他那老鹰般的眼睛轻蔑地上下打量了一下崔营长，然后叽里哇啦地说了一通苏联话。

“他问你是哪里的部队？”一直站在崔营长旁边的那位警察，结结巴巴地将那位苏联士兵的话翻译给崔营长听。

崔营长眼睛一瞪，说道：“你告诉他，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一军。”

那个苏联士兵听了警察翻译过去的话后，做了个鬼脸，又说了几句苏联话。

“他说新一军是什么狗屁部队？”那警察犹豫了一下，然后说。

崔营长的脸一下气得通红，大声说道：“你告诉他，新一军就是专门不许他们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的中国部队。”

那苏联士兵听了警察翻译过去的话后，突然大笑起来，然后用手指点了点自己那个鹰钩鼻子，又说了一通苏联话。

“他说在中国土地上怎么了？中国女人他们都能玩，难道连眼下这几个日本女人就不能玩吗？”警察犹豫着将对方的话翻译过来。

“日本女人？”崔营长大吃一惊。他看了看那些蜷缩在黑暗中的老百姓，又看了看那个正咧嘴大笑的苏联士兵，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是的，候车室里的人全都是日本人。他们是日本垦荒团的，现在正等着被遣返回国。”警察小声地告诉崔营长。

崔营长低着头想了想，然后一咬牙对那个警察说：“你告诉他们，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就不能胡作非为。”

弟兄们都觉得崔营长的话说得在理，没等有人下命令，就呼啦一下散开了，将手里的枪一齐对准了那几个苏联士兵。

谁知那个高个子苏联士兵并没有将崔营长的话当作一回事，恼羞成怒地骂了一句什么，突然抡起手里的转盘冲锋枪劈头盖脑地就朝崔营长砸下来。

崔营长退后一步躲过砸下来的冲锋枪，没容那苏联士兵收住笨重的身子，就用手中的手枪一连朝对方的脚下放了两枪，吓得那家伙像只蚱蜢一样一连往后退了几步。紧跟在崔连长身后的弟兄们也飞快地冲上前去，将上了膛的冲锋枪紧紧地抵在那几个苏联士兵的胸口上。此刻，弟兄们用凛然不可侵犯的行动告诉眼前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苏联士兵，只要他们胆敢动弹一下，立马就会被打成千疮百孔的筛子眼。

那几个苏联士兵肯定没有料到我们竟然有如此大的胆子，一个个都吓呆了。眼见着双方都无法收场的时候，还是那个警察机灵。他先是劝崔营长要忍耐，不要为几个日本女人将两国的关系搞僵了。接着又将那个高个子苏联士兵拉到一边，和颜悦色地不知对他说了一大通什么。

最后还是那几个苏联士兵软蛋了。他们朝崔营长和弟兄们不住地点着头，从我们让出的空隙里一溜烟地逃出了候车室。这时候，我看到崔营长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紧绷着的神经也一下松弛了下来。

然而事情并未了结。

几乎在那几个苏联士兵逃出候车室的同时，那些日本人一下子全部趴到地上，不住地朝崔营长和弟兄们磕头作揖。

刚刚有点得意的崔营长，这时像受了巨大羞辱似的猛一跺脚，涨红着脸大声吼道：“都给我滚起来。你们以为我们是在为你们吗？呸！如果不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那些老毛子将你们统统杀光了，老子也不会管！”

…………

三、血战四平

内心里虽然十万分惶恐和不情愿，但我仍被推到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最前线。

自离开广州以后，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情愫像漫天挥之不去的乌云一样，始终在我的内心里萦绕。对于即将到来的与共产党之间的战斗，我始终有一种同室操戈的感觉，总担心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会不会突然遇到曾经在一起战斗和生活过的弟兄或者老乡。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不仅是简单的尴尬了，而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痛苦和悲哀。我甚至怀疑，当我面对共产党军队士兵时，有没有勇气扣动手中的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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