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排长和那个女人
祈家河河东的那场战斗使我们损失惨重，全军的具体伤亡情况我们不是十分清楚，但我们连从过河时的一百二十四个人，最终只剩下二十三个人回到了河西。而在这二十三个人中，大多数都负了轻重程度不同的伤，最后能够留在队伍里的只有十九个人。窥一斑可知全豹，从我们连的结局，可以看出全军的惨样。
刚回到河西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这些九死一生、惊魂未定的人并没有得到丝毫喘息的时间。因为担心日本人趁势打过河西，上面命令我们继续与其他的兄弟部队一道坚守紧临祈家河的那处阵地。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人手严重短缺，因为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并没有新兵补充到我们这些已经不成建制的队伍里。上面要求我们，只要四肢完整、能够动弹的人，都得守在阵地上，若有逃兵，一律格杀勿论。
这确实是难熬的一个多月，我们整天待在阴冷、潮湿的战壕里，除了得承受风雪严寒的折磨，还得承受那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降临的死亡的恐吓。因为河东那些该死的日本人，时不时会向我们的阵地放上一发冷炮或者是打上一梭子机枪子弹，搞得我们一个个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时间久了，感觉日本人的行为除了有恐吓的成分，更多带有戏谑的味道，好像他们早就将我们视作一群待宰的羊羔似的，想怎样就怎样。而我们也确实被吓破了胆，没有谁再敢提议瞅准机会摸过河去骚扰一下日本人，借以减轻一下心中的恐惧。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在这一个月中我们面临的最大敌人更应该是寒冷。前面我说过，对死亡的恐惧主要基于你在意识里知道有可能死亡，而你又不得不面对死亡，在你因冲杀而丧失对死亡的意识的情况下，那你对死亡的恐惧也就不复存在了。由于我们现在所接到的任务主要是防守，而没有进攻，所以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显得轻了许多。大不了因自己运气不好，有可能突然间被日本人的冷枪冷炮打死。但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寒冷却让我们痛苦万分，却又无能为力。毕竟我们都是南方人，在面对寒冷时我们显然比北方人逊色许多，虽然我们都穿着新发的较为厚实的棉衣、棉裤，还戴着毛茸茸的棉帽，但几乎全部的弟兄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有的耳朵和鼻子冻得像个通红的胡萝卜，有的手脚冻得像发面馒头，肿得老大老大，连鞋子都没办法穿上。对于我自己而言，最让我痛苦难耐的是手上的冻伤。几乎是一夜间的事，我的手背像吹气球一样肿了起来，红得像熟透的螃蟹，连手指都无法弯曲。开始时，肿起的皮肤只是有丁点儿又痛又麻的感觉，到后来就像有无数蚂蚁在上面撕扯一样，痒得直钻心。虽然莫先生不时告诫我，不能在手背上乱搔，但是在这无法形容的奇痒折磨下，我还是禁不住找机会在上面轻轻地搔着。搔的结果当然减轻了痒的折磨，但是没隔两天，肿起的整个手背上就开始往外渗着又清又亮的血水，再后来就往外流着腥臭的脓水。到最后，两只手烂得像两只惨不忍睹的烂茄子。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也没有干净的热水进行最基本的清洁，我这两只手直到第二年开春以后才慢慢好起来，至今仍留下两个蜘蛛似的伤疤，自己看着都觉得触目惊心。
我们原本为冻伤痛苦不已，但朱排长却对我们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总是找机会骂我们，嘲笑我们，说我们一个个像娇滴滴的大小姐，竟然连这点寒冷都无法承受。我们虽然在内心里觉得朱排长没有人情味，但也奇怪他在这寒冷中竟然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更别谈冻伤手脚耳鼻了。
我离开冉家坝的第一个春节也是在战壕中度过的。年三十那天晚上，伙房那个胖胖的山西老兵做了许多山西菜，有肉满汁浓的饺子、油光四射的山西烧肉，还有糖馅、豆馅的馒头等，全都用木桶和蒸屉装着，热气腾腾地挑到战壕里。虽然上面命令不许喝酒，但冷莽子仍不知从哪儿弄了一瓶老汾酒，大家每人浅浅地喝上一口，在解解嘴馋的同时，也多少增添了一点节日的气氛。
这一天日本人那边也非常奇怪，整天都没有向我们这边放过一枪一炮，四下里静得让人不敢相信。莫先生满嘴油光地调侃道：“这鬼子也知道礼数，逢年过节得休兵罢战。”
冷莽子正吃一大块红烧肉，腮帮子撑得满满的。他用手背抹了下嘴巴，说：“不定鬼子也像我们一样过年哩。”
“鬼子也像我们一样过年吗？”我将吃尽的饭盒放在脚边，问道。
“谁知道呢？”莫先生搔了搔蓬松的满头乱发，也不知道所以然。
“我想应该像我们一样过年的。”朱排长说，“不是说这日本鬼子的先人还是我们秦朝时派去的五百童男童女吗？他们应该像我们一样过节的。”
“这不见得。”坐在子弹箱上剔牙的眼镜连长插话道，“是鬼子的先人又咋了，他们还不是忘了自己的祖宗，照样打我们。既然祖宗都可以不认了，那像祖宗一样过春节就不好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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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黑暗中争论了半天，还是没有搞清楚日本人到底过不过春节这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在整个晚上日本人都没有放过一枪一炮这却是真实的。
那天大家虽然吃得酒足饭饱，但气氛却始终压抑。老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寒冷的冬夜里，我们这些首次在外过春节的弟兄们对这句老话有着更深的感触。整个晚上我都没办法睡着，以前在家里过春节时的那些情节始终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萦绕。我想起偎在爷爷的脚边，听爷爷给我讲西游记的故事。也想起自己在门前的场坝上胆战心惊地放鞭炮时，幺姑远远地看着，一副胆怯的样子。当然，我也想起三十晚上那一大桌香喷喷的大鱼大肉，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的红光。这个时候最能体现爷爷在家里的权威，他端着酒杯，带着全家人先敬了各路神仙土地，再敬了列祖列宗，然后祝愿全家在来年平平安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最后爷爷总忘不了摸摸我的后脑勺，说一句“我希望我家孙儿早点儿长大，早点儿娶媳妇，也早点儿为我添上一个白白胖胖的玄孙”。我知道这一句话寄托了爷爷对我的无限期待和希望，但是，想想我现在的处境，我就感到悲哀和痛苦。平心而论，爷爷对我的这一期待和希望并不是十分苛刻，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简单，只是现在我感觉连这简单的希望也好像没办法实现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去，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回到冉家坝，更不知道自己最后能否娶妻生子。
整个晚上我一直这样胡思乱想着，任凭泪水像开了闸的溪流一样任意流淌。
当然，我敢肯定在这冰冷的战壕里，有许多的弟兄与我一样彻夜未眠。
…………
我们在这冰冷的战壕里一直苦捱到这年的正月底，始终都没见到祈家河对岸的日本人有丝毫的动静。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变得暖和，大家的情绪也稍稍好了起来。只要有太阳的日子，大家像在地下蜷缩日久的老鼠一样，争先恐后地挤到朝阳的地方，边天南海北地闲扯，边在衣服的皱褶里搜寻那些可恶的虱子。莫先生也一改往日知书达理的矜持，变得像个无拘无束的老兵油子一样，他竟然将捉到的虱子与眼镜连长捉到的虱子在泥地里进行爬行比赛，谁输了就用泥巴在谁的脸上画上一条杠杠。朱排长始终是个不可捉摸的人，不知他从哪儿找到块油石，成天到晚闷声不响地磨着那杆长柄大刀，直将刀面磨得像镜子一样雪亮，在初春的太阳光下散发出让人胆寒的清冽光泽。
我始终是一个不大合群的人，在其他人聚在一块闹腾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一边，想着那些始终想不完，并且连自己都没办法理出个头绪的心事。这天上午，我仍坐在那个不惹人注意的角落里，将已经结了黑色硬痂的双手平摊在三个摞在一起的子弹箱上，让那有点晃眼的太阳光正好照在上面。这个安静的地方是我留心好久才找到的，每天上午从十点钟开始，到下午三点钟结束，总有一张桌面大小的太阳光从战壕的顶端斜射进来，不多不少，刚好将我笼罩在舒适的阳光之下。不知是听谁说过，若将伤口直接放在阳光下照射，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其中的道理我不甚清楚，但连续几天我将已经结痂的手背放在阳光下照射后，还确实感觉有明显的效果。这不，手背上那个又黑又硬的茧疤下面已经痒痒地长出了一层又红又白的嫩肉。
随着气温一天天升高，有一天上午，我吃惊地发现在战壕顶端黑色的泥土中，竟然有一株鸡爪大小的苦菜花正努力挣脱泥土的束缚，迎着明灿灿的阳光舒展着它那细小的鹅黄色叶片。叶片中间弱小得像根火柴棍似的花蕾，生机勃勃地直指碧蓝旷远的天空。苦菜花在我的家乡冉家坝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一种野花，田间地头、水塘边、墙角里，随处可见它的踪迹。现在，在遥远的黄河岸边能够见到它那熟悉的身影，让我倍感亲切，竟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感觉。这一意外的发现让我原本空茫的心境陡地找到了一种无以言表的寄托，痛苦、迷茫和失落的心绪仿佛刹那间就烟消云散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阳光普照，我都像着了迷一样时时关注着这株弱小但坚强的生命不断地长大，期盼着那火柴头大小的花蕾早日迎风绽放，仿佛只有等到这花儿绽放的日子，我才能够摆脱现在这痛苦的日子。
说起来还真的让人不敢相信，正是那株苦菜花舒展开那只有指甲大小的金黄色花朵的那天上午，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到后方休整待命。在告别那株苦菜花时，我像有些书上描写的恋人吻别时的心情一样，显得万分痛苦。我用手指头轻轻抚摸它的叶片，又凑近它那金黄色的花蕊，用鼻子使劲吸了吸，仿佛要将它那淡淡的清香味永远深藏进自己的心底。细心的莫先生发现了我孩子般的举动，拍了拍我的肩膀：“咋了，还有点儿留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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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莫先生有点羞涩地笑了笑，说：“你说得没错，还真的有点儿留恋。”
…………
我们休整的地方是离野猪岭有近两百里地的一个叫作瓦窑沟的小村子。全村有五十多户人家，一半是低矮的土坯屋，一半是窑洞，像羊拉的屎蛋蛋一样，稀稀拉拉，毫无规律地散落在一面朝南的山坡上。像北方所有的村落一样，村子里所有空隙的地方都栽着大大小小的枣树。现在是初春季节，那些枣树嫩绿的叶片像无数小精灵一样，在暗红色的枝条上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看上去像无数小孩天真无邪的眼睛。这瓦窑沟应该处于中条山的腹地，因为我们从祈家河出发以后，几乎都是沿着那些羊肠小道在翻山越岭；而最后到达这个村子时，感觉自己完全被四周连绵不绝、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包围，恍若置身在与世隔绝的井底。
虽然对这村子的荒芜感到有些失望，但毕竟暂时逃离了死亡的威胁，所以大家的心情仍然显得非常好。这不，大家在村子里刚一安顿下来，就开始四下里闲逛着，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只是让大家失望的是，一连几天，大家将整个村子几乎转遍了，除了破败的房屋、随处可见的枣树、大大小小的碾盘以及几十号面黄肌瘦的老弱病残，竟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失望的结果最终导致大家只能在百无聊赖中打发这难熬的时光。好在初春季节明媚的阳光始终充裕，最后大家三五成群地倚着墙根晒太阳、在衣服里翻寻那些始终无法根除的虱子，这成了大家唯一的消遣。
好像是在瓦窑沟待到第十天的时候，上面将一百名新兵编到我们连队里。从这时开始，我们原本闲散的生活也就宣告结束了。根据上面的命令，我们整个连队进行了重新整编，眼镜连长仍任我们的连长，原来的朱排长被提拔为副连长，而莫先生、冷莽子被提拔成了排长，就连从没追求的我，竟被眼镜连长强令着担任了一名班长。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在祈家河东没有被打死的我们这十九位弟兄，除了眼镜连长以外，所有的人都升了官。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新兵在编入我们连队以前并没像我们一样，受过一定诸如体能、队列等基本训练，所以我们对他们必须一切从零开始。虽然这些新兵与我们一样，都是四川老乡，并且大多数与我们一样在家时都是种地的，但是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们竟然感觉他们比当初的我们笨多了。在我的记忆里，对于有些基本动作我们只需一两遍就能熟练掌握，而对于眼下的这些新兵，你就是手把手地教他四五遍，他们仍只是一知半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个个笨得像猪一样。如果将这些家伙直接送到战场上去，他们的结局肯定比我们更惨。
不知是因为受过生死的考验进而使人的个性发生改变，还是因为这些新兵确实太笨，进而使人陡生恨铁不成钢的愤怒，我觉得自己在面对他们时，突然之间性格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不仅对任何事情都缺乏基本的耐心，而且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宽厚也荡然无存了。我会为他们的丝毫懈怠而大声训斥他们，会为他们的一个小小失误而惩罚他们。在此期间，我竟然学会了用最恶毒的言语挖苦他们、咒骂他们，甚至诅咒他们只要一上战场立马就会丧命。当然，我没有像朱排长，哦，不，现在应该称之为朱连副那样，除了对他们拳脚相加，还苛以不许吃饭、不许睡觉的处罚。
任何事情做到一定程度都会发生物极必反的结果。一个月后的一天早上，终于出事了。那天早上我们在村子前面一个场坝上出操时，发现少了两名新兵，一个是内江县的陈新财，另一个是渠江县的冯十六。出现逃兵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故，眼镜连长对朱连副大发雷霆，命令他立即带人去找，不管结果怎样都得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眼镜连长对朱连副发火是有原因的，因为头天晚上朱连副多喝了点酒，竟将陈新财和冯十六两人在村前那棵歪脖子枫树上吊了半夜，最后得亏莫先生求情才放了下来。
朱连副气得脸都变形了，带上我、莫先生还有十几个新兵端着枪，像疯子一样四处寻找。我们先一路小跑跑到离村子五里远一个叫作乱桠口的地方。这乱桠口是进村出村的唯一通道，在我们进驻到瓦窑沟后，眼镜连长安排了一个班的弟兄驻扎在这儿，对进出瓦窑沟的来往行人进行严格的盘查。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乱桠口时，那个留着八字胡的班长告诉我们，自昨晚到现在，没有见到一个人从这儿出去。
“真的没见到有人出去？”朱连副哼了哼，用怀疑的眼神看着那个班长。
“真的没有见到。”那个班长信誓旦旦地表白。
“告诉你们，有人出去了，你们没有发现，是死罪。你们发现了，却将他们放出去了，同样是死罪。知道不？”朱连副不依不饶。
“我们确实没有看到有人出去。”那班长脸上汗水直淌，急得恨不能向朱连副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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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先生四下里看了看，对朱连副说：“这地方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这两个家伙若是从这儿跑出去，他们肯定能够发现的。我们不如回村里找找，不定他们藏在哪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朱连副瞪了那班长一眼，看了看莫先生，挥挥手，又将我们匆匆带回瓦窑沟。好在瓦窑沟是个不大的村子，除了靠近山顶的那两间形单影只的窑洞，半天工夫我们就将全村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令人丧气的是，我们虽然累得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但连那两个家伙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最后朱连副想起靠近山顶的那两间窑洞没有搜，就要求大家上去看看。
眼见着天就要黑了，再看了看那高高在上的窑洞，大家就一个个面有难色。
“怎么了？老子就不信那两个家伙能够钻天入地。若逮着他们，老子一定亲手剥了他们的皮。”朱连副唾沫四溅地大声吼道。
这时，村里一位老人告诉朱连副，说那两眼窑洞里住着的是一位寡妇，脾气怪怪的，从不与村里的男人来往，相信也不会将那两个逃兵藏在家里。
“寡妇咋了？寡妇就不想男人吗？不定她还真的将那两个家伙藏在家里自个儿享用哩。”朱连副咬着牙，已经下定了决心。
大家拗不过朱连副，只得苦着脸，随着他往山顶上爬去。
爬了近一个小时我们才到达那两眼窑洞。这两眼窑洞是分开建的，相互之间隔着五米多远的距离。窑洞上木质的门板和窗框涂着红红的油漆，雪白的窗纸在夕阳下格外醒目。窑洞两边的土墙上，挂满了一串串金灿灿的苞谷和红彤彤的辣椒。窑洞前面是一个不大的场坝，干净的地面上晾晒着一些高粱和土豆干。场坝的边缘有一个半圆形的羊圈，里面养着五六只山羊，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惊得这些山羊一阵骚动。在我们走到场坝上时，一只体型硕大、全身漆黑的四眼狗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窜了出来，挡在我们的前面，张着血盆大口，不停地狂吠着。
“不想活了？”朱连副骂了一声，端起花机关枪，哗拉一声就上了膛。
“有这样说话的吗？”随着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左边那眼窑洞的木板门吱溜一声开了。
随即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悄没声息地站在我们面前。这女人三十来岁年纪，身子略显丰满，长着一张白皙的瓜子脸，一双细长的丹凤眼正漫不经心地打量着我们这十几个如临大敌的男人。她上身穿一件合身的黑底白碎花对襟短褂，下身是一条宽松肥大的黑色裤子，一头又黑又亮的头发用一根显眼的红头绳紧紧地绾在脑后。不谈其他的，单就这长相和着装来看，眼前这女人就显得异常精明泼辣。
她几乎没有顾及我们的存在，轻声朝那条黑狗呵斥了一声，那狗就朝她摇了摇尾巴，乖乖地趴在她的脚边，但双眼仍警惕地盯着我们。“狗不懂事，人也不懂事吗？”她旁若无人地说道。
估计朱连副也没有见过眼前这样的阵势。他轻声咳嗽了两声，将端在手里的花机关枪重新背到身后，然后向前走了两步，对那女人说：“这位大姐，是这样，我们正在搜寻两个逃兵。”
“什么叫逃兵？”那女人斜睨了朱连副一眼，问道。
朱连副犹豫了一下，接着解释道：“就是那些从队伍逃跑的兵。”
“那他们为什么要逃跑呢？”那女人淡然一笑。
“这——”朱连副一下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那女人一点也不理会朱连副表情的变化，弯下腰，轻轻抚摸那条黑狗的头，直逗得那条狗不住地在地上打滚撒欢。
“你倒是告诉我，看到那两个逃兵了没有？”朱连副咬着牙，强忍着自己的性子问道。
“没有看见。”那女人白了朱连副一眼。
“告诉你，窝藏逃兵与逃兵同罪哟。”朱连副脸上的肌肉开始不停地抽搐。
“这我知道。”女人轻声说。
这时朱连副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使劲一跺脚，朝我们大声喊道：“给老子搜！”
“看哪个敢！”谁知那女人霎地一下站直了身子，柳眉倒竖，双眼圆睁，正正地挡在我们的面前。
“我看你倒是翻天了不成。”朱连副喘着粗气，一咬牙，哗啦一声拉开枪栓，将枪口直直地对着那女人的胸部。
“难怪老百姓说你们打鬼子不行，欺负老百姓倒是比鬼子还凶。”那女人原本白皙的瓜子脸这时变成了桃红色，她咬着嘴唇，往前跨了一大步，迎着朱连副的枪口大声说：“有种就往这儿打。”
我长这么大，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胆大的女人。我想其他弟兄也可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因为所有的人在这女人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面前都显得不知所措了。在这尴尬的当口儿，还是莫先生脑子转得快，他推开朱连副的枪，笑眯眯地走到那女人的身边，不知说了几句什么，那女人的表情立即放松了许多。然后，那女人就大声对他嚷道：“你说了不算，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肯定算。”莫先生说，着急地拍打着自己的胸部。
“你不是当官的，只有当官的答应了才行。”那女人说。
莫先生犹豫了一下，一脸无奈的表情，只得走到朱连副身边，告诉朱连副那两个家伙就藏在这女人的窑洞里，但这女人说了，只有朱连副保证不枪毙他们，她才会将他们交出来。朱连副有点为难，嘟嚷着不肯答应。莫先生就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先将这两个家伙带回去再说，至于以后怎样处置他们，还是我们说了算。这会儿与一个女人较真，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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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连副想了一刻，最后走到那女人跟前，装出一副嬉皮笑脸的表情说：“这位大姐，你就高抬贵手了。这厢我向你保证，绝不枪毙他们。”
那女人很认真地看了看朱连副，然后对大家说：“老话说了，一口唾沫一口钉，大家可听清楚了，这可是一个大男人说的话哟。”随后，她转身朝窑洞里喊道：“那两位兄弟，你们可以放心出来了。”
最终陈新财和冯十六被我们带到了山下。只是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那女人竟然要跟着我们一块儿下山，不管我们怎样劝阻，她都死活不听。在下山的路上，那女人始终细心地跟在陈新财和冯十六身边，因为这两个家伙的腿都有伤，她担心他们会摔倒。一路上朱连副的脸都拉得老长，他心里肯定不痛快，毕竟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副连长、一个说一不二的大男人竟然对一个女人妥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