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宜昌向山西进发
凌晨在宜昌下船后我们并没有片刻停留，直接急行军到宜昌下面三十公里处一个叫红花套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被临时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是地道的四川人。我、莫先生、冷莽子以及其他几个冉家坝周边村子的同乡被编在一个排里。大家为能够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毕竟都是同乡，相互熟悉，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也正是在红花套这个地方，我拥有了第一支属于自己的步枪。这是一支崭新的中正式步枪，枪机上仍涂着厚厚一层淡黄色的润滑油，枪身瓦蓝瓦蓝，在夏天的阳光下散发出耀眼的清冽光泽。真的，在我的眼里这支枪漂亮极了，乐得我整天嘴巴就没有合拢过。只是我的身材太矮了，这支枪背在我的身上显得特别长，即使将枪带紧到不能再紧了，我背在身上仍是松垮垮的，站着时枪托几乎挨着我的小腿，而走路时，整个枪身像个不听话的娃娃一样在我的背上不停晃荡。特别是在跑步时，我只有使劲攥紧胸前的枪带，才能避免那不听话的枪托时不时撞在我的后脚跟上。我在跑步时的动作肯定非常滑稽，要不莫先生他们怎么会不住地笑话我呢？说我是个货真价实的娃娃兵。
其实在我们中间最得意的应该属冷莽子了，凭借他那人高马大的身板，他竟然成了全排唯一的机枪手。你看他那得意样，天天抱着那挺油光水滑的捷克式机枪，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即使在睡觉时，也紧紧地搂在怀里。别人想拿一下他的枪感觉一下，他都始终板着脸，老大不高兴。
在红花套时朱班长升官了，从班长变成了我们这个排的排长，虽然感觉他这人有点凶，但毕竟在一起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也就习惯了他的性格，都庆幸运气不错，有一个熟悉的人带着我们肯定比一个陌生的人带着我们要好。他原来那支老旧的步枪换成了一支短小的“花机关枪”，横挎在胸前特别显眼也特别神气。那个眼镜军官则成了我们连的连长，由于四川人特别钟情于以人的长相或者身上固有的特征起绰号，所以私底下我们都称他为眼镜连长。眼镜连长其实姓罗，大名叫罗益民，老家是眉山县。这眼镜连长看似文绉绉的，但说话办事特有军人气质，在短时间内就赢得全连兄弟们的尊敬和爱戴。
我们在红花套这个地方只待了三天时间。在这三天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熟悉分给大家的各种枪械，比如怎样拆解枪支、怎样瞄准、怎样射击等。至于扔手榴弹，也只是朱排长拿了一颗木柄手榴弹在我们面前示范了一下怎样拉弦、怎样扔出去。即使到现在，我仍记得朱排长在示范完后板着脸说的那句话：“都听清楚了，别没拉弦就扔出去了。”
除了熟悉枪械，我们还抽半天时间进行了实弹射击。毕竟这是第一次进行实弹射击，看得出全排人与我一样，既兴奋又紧张。朱排长将实弹射击的场地安排在一个山坳里，大家趴伏在一条田埂后面，轮流向一百米开外的一棵刺槐树的树干射击，每人限三发子弹。不知是因为我的身材是全排最矮小的一个，还是在船上因为电灯出丑的事，我在朱排长的脑子里竟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在全排三十二个弟兄里面，他竟然将我第一个叫上场。听到他大声喊我的名字时，我的脑子里立时一片空白，不知自己是怎样走到田埂那儿，更不知是怎样趴伏在地上的。我按照前两天他们教我的射击程序机械地操枪，装子弹，拉枪栓，扣扳机，再拉枪栓，再扣扳机，然后再拉枪栓，再扣扳机。我感觉自己几乎是一眨眼工夫就将三发子弹打完了，既没有听到刺耳的枪声，也没闻到呛人的烟味，至于子弹有没有打着那棵刺槐树的树干，以及子弹最终打到哪儿，我更是浑然不知。待我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提着枪重新回到队列里时，朱排长却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使劲拍着我的肩膀对大家说：“看见了没有，射击就这么简单，祸害都做得不错，大家应该更没有问题。”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我的小名的，反正从他眉飞色舞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今天的心情不错。待莫先生紧接着我趴到那条田埂后面以后，我才正儿八经地回过神来，感觉浑身上下不可抑制地不住哆嗦，胸前、后背和额头上渗满了汗水，连右手食指在拉枪栓时被枪栓上的棱角划了一个一寸多长的大口子，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觉到钻心的痛。
从红花套出发时我们近一万人被分成了三部分，我所在的这一部分是往北走，听说是到河南和山西那一带阻击日本鬼子的进攻。其他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沿江向东走，说是到湖北荆州一带设防，而另一部分则乘船过江，往南直接进入湖南境内，至于最终的目的地，谁也不清楚。冉家坝村一块出来的十个人除了在去万州的路上因逃跑被打死的冉兴文外，剩下的九个也被分成了三部分，我、莫先生、冉二娃和冉石头是往北走，冉再生、冉细娃、冉木生和冉耀祖是往东走，唯独冉云光一个人是往南走。分手的头一天晚上，大家全凑在一起，言语和表情都非常凝重，相互间不停地叮嘱，要多保重，争取能活着回到冉家坝。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冉云光一个人情绪最为低落伤心，这也难怪，因为其他的人再怎么孤独落寞，毕竟还有几个同村人在一起，而他却一个人被分到往南的队伍里了，连个说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大家依依不舍地分手时，冉云光将我一个人拉到一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祸害，我有一件事托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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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我有点吃惊，不知道自己能否为他帮上忙。
“我与春梅好上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他看着我说。
“知道怎了，我又没有告诉别人。”我答道。春梅是冉家坝王秀才的独生姑娘，真正的掌上明珠。冉云光说得没错，他与春梅好上这件事确实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天他们两人躲在村后的林子里亲嘴时被我无意中撞见了，吓得春梅像兔子一样跑了。
“我知道你不会告诉别人的。”冉云光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只是我担心自己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春梅没人照顾……”
我明白他说话的意思，没容他将话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别乱说，自己好生保重自己，你一定能够活着回到冉家坝的。”
“我只是有点担心。”他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楚。
“不要想那么多，小心点就行了。”我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才好，只是轻轻握了握他的手。
冉云光与我挥手道别时，眼里噙满了泪水。
现在想来，当时我所说的话更多是出于安慰他，但是让我都感到吃惊的是，我所说的话竟然是如此灵验，因为冉云光确实是活着回到冉家坝的。只是我和冉云光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再次见面时，已经是五十年以后的事了。
我只是听说我们这支队伍要往北走，去河南或者山西，但是这两个地方在我的脑子里却完全没有概念，所以不知道目的地离我们出发的地点到底有多远，也不知道得走多少天。自出发时开始，在内心里对于走路过程中的艰辛和困难我并没有丝毫的胆怯和畏惧，因为我自忖是一个与土地打交道，并且能够吃苦的农村人，走路始终是我们的强项，没有多少人能够比得过我们。但是，从红花套最终到达山西长治的这整整二十五天时间里，我才真正认识到走路和强行军的真正区别，也认识到一个农民与一个军人的真正区别。
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粗略记得是八月中旬离开红花套，一直到九月中旬的头几天才到达山西长治。在这漫长的二十五天时间里，我们不仅经历了长时间烈日的炙烤，而且还经历了许多死亡的威胁。在这漫长的与生命极限抗争的行军途中，到底有多少弟兄因虚脱而死亡，因敌机的轰炸而丧命，因溺水而命丧黄泉，我无从知晓，但是就我们排而言，就有三个弟兄死在我的眼前，还有五个弟兄最终因伤离开了队伍。
从红花套到襄樊这段路我们整整走了七天时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几乎可以将活人整个烤焦的酷暑。每天早上上路时，那明晃晃的太阳就像与我们结了怨似的，开始紧紧地伴随着我们，一直将我们炙烤到仅剩下最后一丝力气时，才得意扬扬地沉入西边遥远的地平线下。我长这么大，从没有见过这么惨烈毒辣的太阳，那将整个世界以及每一个活着的人紧紧笼罩着的刺眼光线，更像是密不透风的无数银针，狠狠地扎进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让身体的每一滴水分沿着针眼流淌出来。许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被烤干的苞谷秆似的，随时都会熊熊燃烧起来。空气在烈日下也好像在燃烧，当你张大嘴巴将一大口空气吸进肺里时，就像吸进一块烧红的烙铁似的，直灼得肺部隐隐生痛。在这七天时间里，我们对烈日的炙烤无可奈何，虽然有人在路边的池塘里摘一枝荷叶或者扯一把蒿草编成帽子戴在头顶，希望能够借此遮挡一下那要命的阳光；也有人抓紧时间跳进路边的溪流里浸泡上几分钟，能够借机凉爽一下；还有人跳进路边的泥塘里，像猪一样全身滚满泥巴，以为借助这薄薄的一层泥，就能够抵御一下那无孔不入的热浪。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使我们有效躲避这酷热的折磨，因为我们得匆忙赶路，容不得你有更多的时间喘息。开始几天，有许多人不知道那阳光的厉害，将上身的衣服全脱了，仅剩下一个裤衩，但是在后来的几天里，谁也不敢再将衣服脱下来了，因为那些脱了衣服的弟兄，在短短的一两天时间里，胸前和后背的皮肤就全烤坏了，有人的皮肤像摊煎饼一样，鼓起一个个泡泡，轻轻一扯，那泡泡就破了，露出一大圈一大圈白里透红的肉；有的人的皮肤可能是老辣一点，竟然可以像揭面皮一样从脖子处直接揭到腰间。那揭下来的一大片一大片的死皮，让我想起我们冉家坝山间、地头随处可见的蛇蜕下的那些或白或黑的蛇皮。结果所有人渗满汗水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最后在衣服的表层留下形态各异的白色盐斑，远远看去，土黄色的衣服竟然变成了花色。在被恶毒的阳光炙烤得头昏眼花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想起夏日里蜷缩在冉家坝村头那棵老黄桷树树荫下的野狗，它们再怎么可怜，也可找个阴凉的地方喘息一下，而现在我们连那些野狗都不如。可不是，我们虽然一个个头重脚轻、气喘吁吁，但谁也不敢轻易停下自己的脚步，除非你突然瘫倒在地上。确实，在这段路途中，我们时常看到瘫倒在路边的弟兄，虽然有几个戴着印有红色“十”字袖标、神色紧张的医护兵在紧张地救治，但是看着那些弟兄一动不动的身影，大家都觉得他们肯定是凶多吉少。我们也不时看到路边有几个临时雇佣过来的农民正在紧张地挖坑，不远处摆放着一个卷成一卷的草席筒。有时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从草席筒的一端露出的一绺黑发，或者是惨白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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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亡的恐惧像无形的绳子一样紧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我们只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绝不能就此倒下。同时，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奈也鞭策着我们，大家必须互相鼓励，互相关照，共同将死神拒之门外。即使是这样，在第五天的时候莫先生仍然倒下了。在前两天他就感觉身体不适，不停地拉稀，直拉得原本黑瘦的面孔蜡黄蜡黄的，像被油浸过的白纸。看着他那痛苦的表情，我心里特难受，就搀扶着他慢慢往前走。朱排长一改往日的冷酷无情，主动将我和莫先生的步枪抢了过去，一个人扛在肩上，并且不停地抱怨，说莫先生原本就是一个当先生的命，怎吃错了药跑出来当兵了。虽然感觉莫先生连笑一笑都非常吃力了，但他仍挺了挺腰杆，自嘲地说这一切都是小日本害的。那天我们走到一个小山包下面时，莫先生再也无力坚持了，他挣脱我的搀扶，身子一歪，顺势躺到路边的杂草丛中，朝我摇摇头，说：“我确实走不动了。”
“不行，我不能将你一个人扔在这里。”我的眼前立时浮现出那几个在路边挖坑的农民，伸出手去，想将他从地上拉起来。
“你们继续走吧，别管我了。”他脸上满是冷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却不停地挥着手。
朱排长这时走了过来，他弯下身子，伸手在莫先生的额头上摸了一下，紧紧皱起了眉头。然后他站了起来，朝后面看了一下，大声喊：“卫生兵，卫生兵。”他肯定是觉得莫先生已经病得无法走路了，只得狠心将他扔在这儿。
我一下急得哭了起来，大声嚷着：“不能将他扔在这儿，不能将他扔在这儿。”
但朱排长好像没有听到我的哭声，仍朝后面大声喊着卫生兵。
我的哭喊声惊动了已经走到前面的冷莽子，他转了回来，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斜躺在地上的莫先生，又看了看仍大声喊叫的朱排长，然后将机枪塞到我的手里，蹲下身子，扯过莫先生的一只胳膊，一使劲将莫先生拉扯到他的背上……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有五个弟兄就是这样轮换着背着莫先生走过来的。说起来莫先生确实命不该绝，如果过了这两天以后，我相信即使我们全排人轮换着也无法再背着莫先生走路了，因为大家仅有的一点点力气已经被酷热烤干了，一个个即使是空着双手，也无法迈动自己的双腿。亏得在到达襄樊前下的那场瓢泼似的大雨，陡地将那让人生畏的酷热一下浇得无影无踪，也最终使莫先生以及我们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从阎王那儿捡回了一条小命。
到达襄樊的那天上午，上面的军官竟然发了慈悲之心，命令我们所有的人就地休整了一天。
经过那场暴雨的疯狂洗礼之后，古老的襄樊城显得非常干净整洁，青灰色的古城墙在茂密的树木缝隙里依稀可见。城里的男男女女，表情轻松，动作自然，街道旁边的大小店铺都在正常营业，店里的伙计用迷茫的眼神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有一声没一声地吆喝着。在这里既没有万州的嘈杂，也看不到宜昌的紧张。我们被安排在城东一所破旧的学校里休息，并被允许在城里自由活动。但是对于上面的恩赐大家好像并不领情，在茫然地听完眼镜连长的命令后，大家就开始四处找合适的地方睡觉休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除了休息和睡觉，什么都不感兴趣。我搀扶着莫先生找到一个废弃的库房躺了下来，虽然感觉全身像散了架似的，整个人软软地瘫在地板上，但怎么也睡不着。这样睁着眼睛躺了近一个小时后我坐了起来整理脚上的草鞋。这双草鞋虽然是用麻绳扎成的，很结实，但经过这几天的长途跋涉，不仅失去了草鞋的模样，也失去了草鞋的基本功能。系在脚脖子上的那根布带在离开红花套的第三天就断了，我在路边找了根结实的藤条代替了那根布带。鞋掌和鞋跟处被磨出两个鸡蛋大小的破洞，结满厚实茧疤的脚掌和脚后跟全露在外面。看着露在外面的脚掌和脚后跟，内心里我暗暗得意，庆幸自己自小赤脚惯了，否则会像其他人一样打满水泡。但是仅凭这双已经不成样子的草鞋肯定无法走完后面的路程，着急中我从背包里翻出幺姑送给我的那双黑色布鞋把它穿到脚上。这双布鞋不仅做得精致，穿在脚上也感觉特别舒服，我不由得在内心深处感叹幺姑的心灵手巧。但是最终我只是将这双布鞋穿在脚上感觉了一下，连路都没有走一步，就将布鞋脱下来，用细绳扎好，小心地重新放回背包里。确实，这一辈子我并没有将这双布鞋当作一双普通的布鞋看待，而是当作幺姑陪伴我的一颗心，我怎能因自己一时的困难和痛苦而使这双布鞋有一丝一毫的损坏呢？后来，我在外面找了两块破布包在脚上，坚持走完了最后的路程。
在襄樊城里，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普通老百姓对我们这些即将上前线的士兵的热情和期待。开始时，是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女学生到我们休息的地方给我们表演抗日节目，有话剧，有合唱，还有独唱。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一个扎着长辫子的小姑娘在泪流满面地唱完《松花江上》这首歌时，一直面无表情的朱排长突然捶胸顿足地大哭起来。朱排长嘶哑的哭声让所有的人陡地呆住了，在沉默了那一刻后，原本病歪歪的莫先生突然跳到台子上，挥着手臂大声喊起了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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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誓死不当亡国奴！”
开始是几个人跟着喊，最后所有的人全都跟着喊了起来。霎时间，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在这种气吞山河的悲壮氛围下，再冷漠、再胆怯的人也会血脉贲张、激情满怀。
当天傍晚，十几位穿着各色长衫的乡绅送了几头已经杀好的肥猪慰问我们。所以当天晚上我们的伙食特丰盛，有红烧肉、排骨汤，还有白酒。好久没有吃到这样好吃的东西了，我一直吃到没办法再吞咽下去后才极不情愿地放下筷子。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就出发了。到了汉江边上天已经大亮，我们在江边长满柳树的大堤上排好队，依次乘船过江。渡船是五条小木船，一次只能载十来个人，好在江面不是十分宽，光着膀子的船夫喊着整齐的号子，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来回。我与莫先生等十个人一块过江时，江水看着虽然有点浑浊，但水流并不是十分湍急。当我们刚刚从船上跳到对岸时，突然有几个船夫大声喊了起来：“发水了，发水了。”我朝汉江上游望去，顿时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在我的目力所及的江面上，有一堵巨大的黄色水墙，夹带着白色的水汽，发出隐约可闻的沉闷“隆隆”声，像只巨大的怪兽一样朝下游直扑过来。冉家坝前的溪流每逢暴雨过后也会发水，但那场面和气势完全没法与现在我所看到的相比较。这时站在岸上的所有人都着急地朝刚刚渡到江中间的一只木船大声喊道：“划快点，划快点。”并且打着手势要求对岸刚刚离岸的另外两只木船返回去。虽然我没办法看清江中间那只木船上船夫们的表情，但从溅起的水花上看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划桨的频率加快了，船的速度也显得快了许多。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默默地祈祷，快点，快点，再快点。但是，一切的努力在风驰电掣的那堵水墙面前都是徒劳的，几乎是眨眼工夫，那条挣扎中的可怜木船就被巨大的水流撞得像片树叶一样飞了起来，上面的人也像小鸟一样飞了出去，然后所有的一切都被汹涌的浪花吞噬了，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地面都在抖动，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水腥气，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让人不寒而栗。
这是一次非常不幸的遭遇。不幸中的万幸是，全船十一个弟兄竟然有八个人捡回了小命，而其他三个则尸骨无存。那四个船夫毕竟是在水中谋生的人，熟悉水性，结果只是受了一下惊吓，全都毫发无损。
过汉江以后的第三天，我们进入了河南地界。继续往北边走，战争的特征就越发明显了。这首先表现为与我们相向而行的难民更多了。确实，我对战争没有一点儿概念，但是从这些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的难民惊恐的眼神中，我仍看出了战争的恐怖和残酷。谁都会对自己的亲人和家园有着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情愫，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抛妻别子、远走他乡。看着那些像潮水一样与我们相向而行的难民，我的脑子里不时浮现出一个我自己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那些日本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呢？
过汉江后的第十天，我们精疲力竭地抵达了黄河边上的一个渡口。北方与南方确实有较大的差别，现在我们所处的渡口基本上是光秃秃的，既没有树木，也没石头或者其他东西垒成的码头，所谓的渡口其实就是一个松软的河滩。这时节正是黄河的汛期，浊黄的河水夹带着水草和杂树枝奔涌而下，发出低沉的喧哗声。空气里夹带着一股呛人的浓烈土腥味。不知是云层太低还是受烟雾的影响，河对岸的远山看上去若有若无。一只装满了难民的大木船像个黑色的幽灵一样正从河的对岸慢慢驶过来。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正午的阳光仍然烤人。我们两千多人全聚在河滩上，有的站着，有的坐着，甚至有人干脆躺在那松软的沙地上，焦急地等待着那条唯一的渡船将我们全部渡过河去。
太阳虽然烤人，周围的人声也非常嘈杂，但我头枕在冷莽子的大腿上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并且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自家的堂屋里烤火。也不知睡了多久，我在一片惊呼声中惊醒了：“鬼子的飞机，鬼子的飞机。”我陡地一下站了起来，还没有看清飞机在哪儿，就被冷莽子扯着跑了起来。我们刚在河堤反背的一条水沟里趴下来，头顶上飞机的轰鸣声就响了起来，迎着刺眼的阳光，我看见两架日本人的飞机顺着水流方向呼啸着俯冲下来，在几乎贴着地面时，日本人的飞机开始向渡口上乱成一团的人群扫射、投弹。霎那间，飞机的轰鸣声、剧烈的爆炸声以及人们惊慌失措的呼喊声响成一团，刺眼的火光遮蔽了一切，炸碎的人体和各种杂物在天空中横飞。虽然这是第二次遇到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但是第一次在船上被日本人轰炸时，由于我是糊里糊涂的，所以不知道害怕，而这一次由于知道了轰炸的结果，并且是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的飞机肆虐，所以我吓得像只受惊的老鼠一样，身子紧紧地贴着沟底，双手抱着脑袋，浑身不停地哆嗦。只感觉大地在剧烈地抖动，许多土块以及其他什么东西接二连三地砸在我的后背上。这一刻我恨不能身下的土地能够裂开一条缝来，这样我就能够躲藏得更深、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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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我被朱排长一把从沟里扯了起来。他踹了我一脚，朝我大骂：“看你个顾头不顾腚的熊样，鬼子的飞机早就飞走了。”
我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这才慢慢恢复了一些意识。烟雾弥漫的河滩上躺满了被打死或者打伤的弟兄，被打碎的各种人体器官鲜血淋漓地散落一地，伤员的惨叫声和呻吟声响成一片，空气里充斥着浓浓的焦煳味和血腥味。
日本人的这次轰炸炸死了我们五十多位弟兄，还有三十多位弟兄被炸伤，好在那条唯一的渡船竟然安然无恙，我们得以继续渡河北进。
如果我的猜测不错的话，过了黄河，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生死战场了。
二、没遇着日本人倒逮着个汉奸
过了黄河又匆匆走了五天，我们终于抵达了山西长治，也就是我们近一个月急行军的目的地。从不同的言谈中，感觉当时大半个中国都是烽火连天，那我们为什么跋涉几千里唯独要赶到长治这个地方呢？朱排长不知道，眼镜连长也不知道，倒是莫先生不知从哪张破报纸上得到个消息，说这一带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只有守住了这一片地方，才能保证西面的关中平原以及南面的河南、湖北的安全。所以上面下了死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一带地方。
“关中平原是啥子地方？”我问莫先生。
“具体位置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西安和汉中一带。”这时候莫先生的病差不多已经好了，他坐在一个石凳上，一边有滋有味地啃着一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甘蔗，一边回答我的问话。
“连这都不知道呀？”冷莽子正用一块破布擦拭他那挺宝贝机枪，在旁边冷冷地插话道，“知道诸葛亮吗？”
“当然知道。”我认真地点头答道。
“那就对了，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目的就是先占汉中，然后横扫中原。”冷莽子说。
“那日本人为啥子要占汉中呢？”我仍不明白。
我提的这个问题肯定非常蠢，因为冷莽子用诧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就不再搭理我了。倒是莫先生不计较我的无知，将吃剩的甘蔗扔到一边，笑着对我说：“日本人与诸葛亮的算盘恰恰相反，他们是通过先占领汉中，进而进攻四川。”
“那为啥子偏偏从汉中进攻，而不从其他地方进攻呢？”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改变的习惯和缺点，对于自己弄不懂的事情总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颇有不弄明白不罢休的执着劲。
“这——”没曾想我懵懵懂懂中提的这个问题倒是将莫先生难住了，他瞪了我一眼，一时语塞。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不知什么时候眼镜连长已经站在我们旁边了，很显然他一直在认真地听我们对话。他找了一根木棍，蹲下身子，在松软的地面上画着奇形怪状的图案，告诉我们哪儿是四川，哪儿是四川周边的大山，哪儿是流经我们四川的长江，以及长江在我们四川境内的沱江、乌江、嘉陵江等支流。介绍完以后，他将滑到鼻尖的眼镜往上推了推，说：“古人之所以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说从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进入我们四川非常困难。看清楚没有，自古以来，真正能够进入我们四川的路线只有两条，一条是水路，从长江进入四川，一条是陆路，从汉中进入广元，然后经过剑阁进入四川。话说回来，不管是走水路入川还是走陆路入川，道路都非常凶险。”
“连长，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如果攻占了汉中，也就有可能攻占我们四川了。”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紧张地看着眼镜连长。
“可不是，四川不仅是我们的老家，也是全国的大后方。如果让日本鬼子占了我们四川，我们的家不仅亡了，国也会亡。”眼镜连长表情肃穆地点点头。
“那不能让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我突然感觉全身的血液直往脑门上涌，腾地一下站起来，握着拳头使劲挥了一下。
“是的，绝不能让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
“誓死不让鬼子进四川！”
“跟日本鬼子拼了！”
这时候全排的弟兄几乎全都聚在了我们的周围，大家挥舞着手上的长短枪支，大声吼叫着。
通过莫先生和眼镜连长的简单介绍，我似乎明白了我们这些人所肩负的巨大责任和历史使命。虽然我完全不知晓为履行这些巨大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将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和牺牲，但是当时确实有一种朴素的信念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为了四川，为了冉家坝，为了我死去的爷爷，也为了关心我的幺姑，作为一个男人，我应该与日本人拼命。一个连自己的家都没有能力保护的男人，那也算男人吗？我相信不仅仅我一个人有这种信念，其他弟兄肯定也同样有这种信念。
虽然我感受到弟兄们一个个热血沸腾，大有恨不能立马到战场上与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冲动，但是战局的发展却只能让我们在远离战场的地方静静等待。我们这两千多人到达长治的第三天就被拆散了，有的以营级为单位，也有的以连级为单位，补充到不同的部队。我们这个连整体被补充到四十七军一〇四师二团第三营。听说这个营一个月前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损失非常大，有一多半弟兄非死即伤，连营长也在战斗中殉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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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补充到三营后的当天我们就惊喜地发现，原来三营那些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弟兄们与我们这些新补充进来的弟兄们一样，同样是四川人，只不过他们是在战场上见过生死的老兵，而我们则是不知战场为何物的新兵而已。但是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大家聚到一起不长的时间，相互之间就显得非常融洽，非常亲切了。个中原因除了乡音相同、生活习惯相同以外，关键是相互之间或远或近都能够攀得上一点儿老乡的情谊，有些甚至能够找到多年未见的亲人。比如冷莽子就在那些老兵里遇到一个家住内江县的远房姑老表。更离奇的是，丰都县一个叫况二娃的新兵，竟然在老兵里找到他已经五年没有音讯的亲大哥。
在接纳了十五位老兵以后，我们连就驻扎到一个叫作赵李庄的村子里。这个村子坐落在一条又长又深的山沟的尽头，一条细长的溪流在山沟的最底部悄无声息地蜿蜒而出，这成了全村人以及全部牲畜的唯一饮用水来源。全村有四十来户人家，全都无规则地散落在坐东朝西的斜坡上，所有的房屋都由那些就地取材的青灰色石头垒成，虽没有统一的形状，但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有一个或高或矮的烟囱。房屋之间的间隙里栽种着许多的枣树，现在这些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满了成熟的枣子，馋得我们一个个不住地咽口水。好像北方的一切都比我们南方显得贫瘠，空茫的天空好似浅黄色的布帷，始终低垂着，一望无际的大山几乎全是光秃秃的，没有奔涌的溪流，也见不到郁郁葱葱的林木。陡峭的山坡上见不到一寸可以耕作的田地，除了一丛丛稀稀拉拉的叫不出名字的野草在秋风中有气无力地摇曳以外，其他能够证明这儿有生命迹象的就是不定哪个山坳处出现一小群放牧的羊群，或者在铅灰色的云层底下，几只正慢慢盘旋的老鹰了。太阳在这贫瘠的地方几乎成了稀罕物，除了正午时分能够一睹其尊容外，其他时间你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而始终无法知道它具体处于哪个方位。目睹这一切，我无法想象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竟然能够千百年来不断地繁衍生息。
赵李庄虽然有四十来户人家，但有近三十户人家的房子是空的，剩下的几户人家虽然住着人，但全部是些老弱病残。对于我们这些来来往往的陌生当兵的，他们全一副熟视无睹、见怪不怪的模样，好像我们的存在与他们完全没有一点儿关联。他们一个个像老鼠一样悄无声息地生活着，间或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会不约而同地从屋里出来，稀稀拉拉地坐在阳光下打着瞌睡，或在已经分不清底色的粗布衣服里专注地翻寻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