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我成了一名中国驻印军人(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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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涉及酒的争议是冷莽子与杨大哥在路上的打赌而引起的。冷莽子一路上都说四川的酒如何如何好,比如他列举了宜宾的五粮液、泸州的老窖,还有绵竹的剑南春,他甚至将贵州的茅台酒和董酒也算到我们四川了。当然,其他省份的弟兄们并不知晓冷莽子这句外行话。作为四川人,我们肯定清楚,但谁都没有点破他,只是在内心里暗暗好笑,期待着这一出关公战秦琼的好戏出现一个精彩的结局。

冷莽子如数家珍般地列出如此多的好酒名称,当时就将杨大哥搞蒙了。他不知如何反驳,只是粗着脖子说了句:“你们四川的酒有武松武二爷在景阳冈喝的酒好吗?”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反而一下将冷莽子弄糊涂了,他想了半天才一脸不屑地说:“武松喝的那酒连名字都没有,估计是米酒,喝着像水一样,没劲。要不,他能一口气喝下十八碗吗?”

杨大哥倒是不着急,不慌不忙地说:“你就吹牛吧。只是你所说的那些四川好酒,你都喝过吗?”

“这——”这下轮到冷莽子哑口无言了。毫无疑问,他对这些好酒也只是听说而已,并没有亲口喝过。

“我说你吹牛不是,这下无话可说了吧。”杨大哥乐得嘴巴咧得塞得下个拳头。

冷莽子并不认输,红着脸说:“谁吹牛了,不信有机会咱们比试比试。”

“比试什么?”杨大哥一点不示弱。

“比试喝酒。”冷莽子说。

“喝酒?”杨大哥拿眼角瞅了冷莽子一眼,“连酒都没喝过,你还敢比试?”

“不敢了吗?”冷莽子问。

“谁不敢了?”杨大哥硬着脖子说。

“那好,哪天找着机会比试一下。输了的就当着弟兄们的面在地上爬!”冷莽子信心满满地说。

“可以。为了防止反悔,那得找个人作证。”杨大哥说。

他们俩还真的一本正经地在弟兄们中找人作证。但要么是冷莽子不同意,要么是杨大哥不中意。最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只有找到眼镜连长。眼镜连长就是一个随和的人,二话没说,就笑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从黔江到綦江这一段路程中,他们俩始终没有找到比试的机会,因为要忙着赶路,哪个地方都不能久留。再说沿途经过的那些地方,也没有冷莽子所说的那些好酒。但是到泸州后,机会就来了。

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没料到,到泸州后,我们这些普通士兵竟然受到全城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渡船还没过沱江,我们就看到对面的河岸上黑压压站满了打着横幅、举着彩旗的欢迎人群。那些老百姓不仅将我们当作英雄看待,还将我们当成久别的亲人了。他们有的往我们衣袋里装煮熟的鸡蛋,有的往我们手里塞崭新的布鞋,还有许多漂亮的姑娘将五颜六色的绢花笑眯眯地插在我们的背包上。当天傍晚时分,地方上将我们安排在长江边一座干净的教堂里休息,在我们还未将背包打开时,教堂的大门口就响起一阵清脆的鞭炮声。原来是地方上的乡绅来慰问我们了。领头的是一位留着山羊胡、穿着长袍马褂的老先生,后面跟着五六位同样衣着光鲜、绅士模样的男男女女,再后面是十来个精壮的年轻小伙子。在那位老先生与眼镜连长寒暄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将抬来的东西一溜摆放在教堂的院子里,一共是三个油光水滑的大缸和两个小口的坛子。不用猜,三个大缸里一定装着吃的东西,而那两个小口的坛子里不定装着闻名遐迩的泸州特产——泸州老窖酒。乡绅们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临走时向眼镜连长保证,生活上若有什么困难,尽管向他们开口。那些乡绅们刚走出教堂的大门,就有人急不可耐地将那些大缸和坛子全部开启了。那三个大缸里果然是吃的东西,一缸是红灿灿的红烧牛肉,一缸是香气扑鼻的大蒜烧江鲇,还有一缸是绿中透红的青菜头炒腊肉。至于那两个小口的坛子里装着的,果然是泸州老窖酒。面对这些久违了的美食、美酒,弟兄们一个个欢呼雀跃。

冷莽子倒是没有忘记他与杨大哥之间的约定,找了一张长条桌,两人面对面地坐着,在教堂的大厅里摆开了架式。其他的弟兄端着各自的饭碗或者酒杯,围在四周,齐声呐喊着,为他们俩助威。

长这样大,我第一次见到如此不要命喝酒的人。两人面前各摆着一只可装二两酒的黑色瓷碗,装满酒后同时豪气万丈地端起来,不服气地对视一眼后,一仰脖子,哗地一口倒下肚去。在喝前三碗时,双方的表情始终像是斗红眼的公鸡,即使在吃菜的时候,眼睛也红红地像锥子一样盯视着对方,生怕错过对方脸上的一丝丝胆怯或者退缩。在第四碗下肚以后,我发现双方的眼神就有点儿散了,原本凶巴巴的慢慢变得软绵绵了。到第五碗时,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口喝干的豪气,而只能一口一口地艰难抿下去。第六碗喝下去后,我感觉两人的表情已经有点呆傻了,整个身子只能靠仅剩下的一点儿意识在努力支撑着。我知道两人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果不其然,冷莽子在颤悠悠地将第七碗酒刚挨近嘴边时,突然表情怪异地冲大家笑了笑,然后整个人就软软地趴伏到桌子上面,手上的酒碗被摔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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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说,这——小子吹——吹牛吧。”杨大哥指着已经人事不省的冷莽子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一仰脖子,将第七碗酒全部倒进了嘴里。然而,没待我们的欢呼声喊出来,他突然眼睛往前一瞪,身子猛地一抽搐,哗啦一声,将肚子里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整个人也慢慢地像摊泥一样无声无息地瘫软在地上。

这场赌赛最终的结果是眼镜连长判杨大哥赢了。他的理由颇能服众,毕竟冷莽子比杨大哥先趴下。

第二天杨大哥酒醒后,逢人就说,他一辈子从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

“我没有吹牛吧。”冷莽子眼睛仍是肿的,自豪地说。

“没吹牛。四川确实出好酒。不愧是天府之国!”杨大哥将手搭在冷莽子的肩膀上,两人笑成一团。

冷莽子是个守信用的人,既然喝酒输了,那就得照说好的规矩办。他还真的挽起袖子,准备在教堂的院子里爬。但最终被杨大哥制止了。杨大哥说了,弟兄之间喝酒是真的,至于在地上爬,那都是闹着玩的,目的是为了喝酒喝得更开心。

我们在泸州确实过了五天神仙般的轻松日子。城里的老百姓尽心尽力给我们提供好吃好喝的就不说了,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参加各种联欢、演出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老百姓们最感兴趣的是让我们讲述战场上英勇杀日本人的各种英雄事迹,当然,有时也生拉硬拽地邀请我们到台子上即兴表演一些自认为可以拿得出手的节目。不是假话,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在人前大声说过话,更别提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节目了。但那天上午在一所学校里联欢时,我拗不过他们的盛情,当着那些年轻学生的面,还真的放开嗓子唱了小时候幺姑教给我的那首知名的川东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唱得怎样,但唱完以后台下响起的热烈的掌声却让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众目睽睽之下,一个蓄着一根又粗又长辫子的漂亮女学生走上台来,在送给我一大束香气扑鼻的梅花后,又在我脸上轻轻亲了一下。那一刻,我真的感觉自己是飘在云里似的。

老话说了,人抬人高。泸州的老百姓将我们当英雄看待,我们一个个还真的觉得自己是英雄了。既然觉得自己像英雄,那言行举止谁都不敢有丝毫的马虎,生怕因自己的一时疏忽或者懈怠而影响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我们的良好表现深得泸州老百姓的好评。在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泸州那天,那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先生拉着眼镜连长的手,表情深重地说:“仁义之师呀。有你们这样的中国军人在,中国就不会灭亡!”

听到这样高的评价,内心里我非常自豪。我相信我们这三百多个弟兄,个个心里也都充满了自豪。以前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过,自己在战场上的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竟然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竟然能够引得如此多素不相识的人敬重。

…………

从四川泸州到云南昆明,我们没有再步行,而是乘坐汽车。在冉家坝时,我从来没有见过汽车,当兵以后虽然偶尔见过,但乘坐的机会非常少。但有一件事我是弄明白了的,那就是这些汽车无须像人一样吃饭喝水,而烧的都是汽油。如果看到一辆汽车趴在路边不能动弹了,我知道要么是因为出了故障,要么是没有油了。让我长见识的是,从泸州到昆明的那段路上,我们所乘的汽车竟然烧的全是木炭。远看这些烧木炭的汽车与烧油的汽车并无二致,但近看差别就大了。这些汽车的车头侧面装有一个像炸弹似的特制炉子,与今天我们用的开水锅炉相似。在炉子的底部装有一个手摇鼓风机。木炭燃烧时,若火力不足,坐旁边的副驾驶员还得大力摇动鼓风机的手柄,待蒸汽充足后,车子才能缓缓地驶动。有一件让坐车厢里的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是,每逢车子爬坡时,那长着一脸横肉的副驾驶员总是向炉底泼一杯凉水。在腾起的水蒸气中,原本有气无力的汽车立马像打了鸡血一样浑身是劲了,吭哧吭哧很快就爬上坡去。

那副驾驶员一看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散漫人,除了睡着,嘴巴上始终叼着一根香烟,从没间断的青烟将他那一脸横肉熏得像我们冉家坝冬天各家各户腌制的腊肉一样,焦黄焦黄的。

车子离开泸州时,这副驾驶员做起事来还很认真,到后来就显出懒惰的本性了,时不时让我们坐在他的位置上,帮着添木炭、摇鼓风机或者往炉子里泼水。好在这些事情既没技术含量,也不费什么力气,大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一个个乐呵呵地听从他的使唤。

懒惰就懒惰吧,只是这家伙还不时有意使坏捉弄我们。那天行驶到云南昭通一段又长又陡的山路上时,眼见着车子冒着黑烟,哼哼叽叽地就要走不动了。这家伙在驾驶室里大声吆喝着,要我们去弄些水来。我们四下里看了一下,周围全是一望无际的高山,到哪儿去弄水呢?

“那你们就只能受点儿罪了。”那家伙将头从驾驶室里探出来,一副坏样地笑着对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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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一股浓烈的尿臊味从那个炉子里散发出来,顺着山风,直熏得车厢里的我们一个个赶紧捂紧了鼻子。那气味比鬼子的毒气弹还难闻。原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那家伙竟然往炉子里撒了一泡尿。

我们在车厢里直骂那家伙缺德,日后生了儿子一定没有屁眼。他倒是一点不恼怒,咧着两片又肥又厚的嘴唇直乐,还不停地责怪我们,说谁让我们不到路边去找些水呢……

从泸州到昆明我们整整坐了二十天车,心境都非常轻松。

到昆明后,我们被安排在城南一个偏远的营地里,除了离城区较远外,生活方面都非常舒适。到第三天的时候,有位瘦高个的教官将我们召集到营地的操场上,点完名后,将我们带到一座青砖黑瓦的大房子前面排队等候体检。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除了我们营的三百多号人排了一个长队外,在靠近营地大门那边,还有几个比我们更长的队。这说明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赶到这个营地里来的弟兄,远不止我们这三百多号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周折将我们召集到这个地方呢?我当时确实是一头雾水。

体检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量血压、身高、胸围、体重和肺活量等。在检查完这些简单的项目以后,我们又被安排到一个小房间里,有个戴眼镜的年轻医生用听诊器在我们的胸部两边细细地倾听。当时我不知道这听诊器是什么玩意儿,但贴在胸部上冰凉冰凉的,感觉特不适应、特不舒服。

通过简单的体检,我对自己当时的身体状况第一次有了了解。我的身高一百六十五厘米,体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二厘米。至于肺活量是多少,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莫先生虽然比我高了七厘米,但体重几乎与我一样。倒是冷莽子人高马大,我依稀记得他当时的身高是一百七十五厘米,体重是七十六公斤。

检查完身体以后,教官又命令我们到操场上集合。他要求我们所有的人若被喊到名字,即刻出列,在十米开外的地方重新列队。我们不知道被喊到名字的人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一个个都忐忑不安。还好,我、莫先生、冷莽子和杨大哥都被喊到了名字。大家站在新的队列里,表情都有点儿轻松。当兵的都这样,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几个平时要好的能够聚到一起,心里就会感到踏实。

这次简单的体检竟然将我们三百多人的队伍从此一分为二。被点到名字的约有两百人,仍留在这个训练营里。剩下的那一百多号人,则被另一位教官带出了营地。在与我们擦肩而过时,我看得出许多人的眼神里充满了困惑和伤感。困惑,主要是因为这样分开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大家心里谁也不清楚。伤感,则是担心这些生死与共的弟兄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的分开,以后再也难以相见。

自我们这两百来人重新回到营地以后,眼镜连长始终跟在那位教官的身后。眼镜连长的表情非常奇怪,紧板着的面孔上面始终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悲戚,仿佛正用十万分的努力在克制自己内心的情绪。他不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话,即使我们中有人主动与他打招呼,他也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

中午过后,冷莽子终于按捺不住地偷偷问眼镜连长:“为什么让那些弟兄与我们分开呢?”

“为什么?”眼镜连长没好气地瞪了冷莽子一眼,“他们体检不过关,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冷莽子不知是不懂“淘汰”这个词的含义,还是不懂被淘汰的原因,张大着嘴巴,疑惑地看着眼镜连长。

眼镜连长朝大家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然后背着手离开了,身后丢下一句话:“等着吧,下午还要淘汰一部分。”

眼镜连长最后丢下的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弟兄们的心一个个全悬到嗓子眼上了。大家不知道下一步营地里会搞什么名堂,更不知道会有多少弟兄被强制性地分开。

其实下午只是进行文化测试。每人发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要求在白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籍贯以及当兵的目的。我毕竟是读过几年私塾的,所以这些事情难不住我。但是,在写当兵的目的时,我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说来惭愧,即使在我提着笔不知往纸上写什么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仍不知道我从冉家坝到队伍上当兵到底图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当兵的目的是什么。

眼镜连长背着双手在我们之间漫不经心地踱来踱去。踱到我的旁边时,他停了下来,突然猛地一拍我的桌子,大声骂道:“你他妈真是个糊涂蛋。我们当兵的目的不知道吗?不就是为了将鬼子赶出我们中国吗?”

眼镜连长这一骂,一下让我犹如醍醐灌顶似的清醒了。我飞快地在纸上写下“当兵的目的是为了将鬼子赶出我们中国”这几个字。我知道眼镜连长不是有意骂我,他只是通过骂这种方式在提醒我以及其他正在抓耳挠腮的弟兄们,该如何写当兵的目的。写完这几个字后,我抬起头,这时眼镜连长已经走到冷莽子那儿了。所以,我只能感激地看了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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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测试的结果是剩下的两百来名弟兄又有八十三位弟兄被淘汰了。他们列队走出营地时,我看见许多人的眼睛红红的,里面盛满了泪水。

冷莽子虽然没有被淘汰,但对这种残酷的方式仍非常不满,晚上睡在地铺上,他不停地捶打着冰冷的水泥地面:“不就是打鬼子吗?还要什么身体强壮、识文断字。老话说了,秀才造反,三年不中。我就不相信仅靠能够识几个字就能将鬼子赶出中国去。”

“你说得没错,仅靠能够识几个字肯定不能将鬼子赶出中国去。但是,今天如果不是能够识几个字,那我们可能就分开了哟。”靠在被子上用一根竹条剔着牙缝的杨大哥阴阳怪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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